关于这一点，魏徵自己就曾经当着李世民和其他大臣的面坦言：“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贞观政要》卷二）
这确实是一句大实话。
可想而知，以魏徵那套“只当良臣、不当忠臣”的为官之道和处世哲学来看，假如李世民是一个猜忌刻薄的昏聩之君，那魏徵到头来也只能是一个明哲保身的平庸之臣。
所以，只要李世民有成为明君的愿望，魏徵就有成为诤臣的动力。他们是相互需要、相互成就的。用李世民自己的话说，他们的关系就如同鱼和水——“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又像是金矿与良工——“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工。”（《贞观政要》卷二）
如果我们问：李世民的千古一帝是怎样炼成的？那么从他自己的比喻中，或许就能找到答案——
即便李世民是一个天赋异禀、才智过人的皇帝，最初他也只是像金子蕴藏在矿石中一样，体现不出任何价值。只有经过“良工”耐心细致地斧凿敲打，日复一日，千锤百炼，最终才能把他身上的杂质和瑕疵一一敲打掉，让矿石中的黄金绽放出璀璨的光芒。换言之，假如没有诤臣的监督、约束和针砭，李世民即使天赋再高、能力再强，最终也可能毫无建树，甚至有可能重蹈隋王朝之覆辙，沦为像隋炀帝杨广那样的亡国之君。
正如《菜根谭》所言：“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煅来；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须向薄冰上履过！”李世民的明君之路，又何尝不是这么走过来的。
魏徵一生对李世民的谏言无数，其中有一句出自《荀子》的话曾经被广为传颂，成为后世引用频率最高的一句政治格言。这句话就是——“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在李世民二十三年的帝王生涯中，这也许是时刻萦绕在他耳旁、倏忽不敢忘怀的一句话。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正月，魏徵病殁。李世民“亲临恸哭，废朝五日，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并且亲自撰写了墓志铭，书于碑石之上。
在随后的日子里，李世民一直沉浸在绵长的哀思之中。
魏徵的离世不仅让李世民失去了一个臣子，更让他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良师益友。
在一种难以排遣的寥落和寂寞中，李世民不禁对侍臣发出了一番感叹，这番话从此也和他们君臣二人的名字一起，永远镌刻在了青史之上，令无数后人感慨和深思——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旧唐书·魏徵传》）
【长孙皇后：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
都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肯定站着一个女人。
这句话确实有道理。李世民这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就站着一个了不起的女人——长孙皇后。
古人经常用“母仪天下”这个词来形容皇后，意思是作为皇后的这个女人，其修养、德行、智慧、才情、气度、仪容，都应该成为普天之下所有女性的典范和表率。
然而，纵观中国历史，我们却不无遗憾地发现——配得上这个称号的皇后实在是寥若晨星，屈指可数。
而在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好皇后中，长孙氏绝对是其中非常出众的一位。她是一个绝对称得上母仪天下的女人。
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男人都热衷于追求权力，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相当一部分女人在这方面似乎也不遑多让。
所以才会有哲人说：“男人通过征服世界而征服女人，女人通过征服男人而征服世界。”
在男人看来，一旦得到权力自然就会得到一切；而在女人看来，一旦征服了男人自然就会得到权力。中国历史上好几个垂帘听政的皇后相信都会对这句话深有同感。
可是，这句话在长孙氏身上却不太适用。长孙氏既不热衷于征服男人，也不热衷于征服世界。
她唯独热衷的事情只有一件——辅佐他的男人征服世界。
当我们翻阅史籍时不难发现，长孙皇后身上最值得后人称道的第一个优点就是——尽力辅佐，但绝不干政。
早在长孙氏还是秦王妃的时候，就在政治上为李世民提供了很大的助力。当时李世民正和太子齐王斗法，在后宫这条战线上显然处于下风，于是长孙氏便“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为李世民最终成功夺嫡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而玄武门事变当天，长孙氏更是和李世民一起站在了第一线，既解除了李世民的后顾之忧，更坚定了李世民及其麾下将士的信心和斗志。
正是由于一路走来，长孙氏能够与李世民一起沐风栉雨、同生死共进退，所以李世民登基之后对长孙氏更为倚重，时常想和她讨论朝政，可长孙氏却说：“‘牝鸡之晨，唯家之索。’妾妇人，安敢豫闻政事！”（《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李世民坚持要和她讨论，可长孙氏却始终保持沉默。
长孙氏不但自己绝不干政，而且极力避免让自己的亲族掌握太大的权力。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的衰亡都和外戚擅权有直接关系，比如两汉在这方面就表现得非常典型。长孙氏从小在舅父高士廉的影响下熟读经史，自然对此深怀戒惧。所以在贞观元年七月，当李世民准备擢升长孙无忌为宰相的时候，长孙氏就极力劝阻，对李世民说：“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诫，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执。”（《旧唐书·文德皇后长孙氏传》）
可李世民不听，执意任命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兼吏部尚书、左武侯大将军。
如果长孙皇后不再表示反对，默认了这件事，那人们似乎就有理由怀疑——她先前的劝阻只不过是一种欲迎还拒、故作谦让的作秀罢了。
然而，长孙皇后绝不是作秀。诏书一下达，她私下里立刻去找他的兄长，坚决反对他接受任命。长孙无忌没办法，只好向李世民一再请辞。最后搞得李世民也很无奈，只好改授他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衔。至此，长孙皇后才如释重负。
长孙兄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叫长孙安业，比他们兄妹年长许多，是一个“嗜酒无赖”的纨绔子弟。当长孙兄妹尚且年幼之时，他们的父亲长孙晟亡故，长孙安业立刻把兄妹二人赶出了家门，让他们去投靠舅父高士廉。
当时的长孙安业当然不会想到，被他赶出家门的这两个孩子日后居然飞黄腾达，一个成了帝国的宰相，一个成了天下最有权势的女人——皇后。
而让他更想不到的是，长孙氏得势之后，不但没有因为以前的事情报复他，反而以德报怨，屡屡让皇帝对他“厚加恩礼”，最后还让他当上了京城的监门将军。
可惜长孙安业终究是一个不懂得惭愧和感恩的小人。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十二月，他居然恩将仇报，丧心病狂地参与了一次未遂政变，把自己推向了灭亡的边缘。
当时，心怀异志的利州都督义安王李孝常因事入朝，暗中联络右武卫将军刘德裕和监门将军长孙安业等人，与他们“互说符命”，准备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禁军发动政变。不料未及行动，他们的阴谋便全盘败露。以李孝常为首的政变分子当即被一网打尽，全部被捕入狱。
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长孙安业。毫无疑问，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按说这回长孙安业绝对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任凭天王老子来也救不了他了。可是，居然还是有人想救他一命。
这个人就是长孙皇后。
不过，她之所以想救长孙安业，绝不是简单地出于妇人之仁，而是有着更深层的考虑。
她流着眼泪对李世民说：“安业之罪，诚当万死！但是天下人都知道，他曾经对臣妾做过绝情之事，如今一旦将他处以极刑，天下人必然认为是臣妾想报复他，这对于朝廷的名誉恐怕会有损害。”
李世民觉得很有道理，随后便赦免了长孙安业的死罪，将他流放巂州。
从长孙安业的事情上，我们不难发现，长孙皇后身上确实有许多优秀的品质。首先，对长孙安业不计前嫌，以德报怨，这足以表明她的善良和宽容；其次，当不知好歹的长孙安业竟然又“以怨报德”的时候，长孙皇后能再次替他求情，这就不仅仅只是善良所能概括的了。这里体现的是一种智慧——一种顾全大局的智慧。
如果说李世民是一块蕴藏在矿石中的金子，那么善于对他进行“斧凿”的良工绝不仅仅只有魏徵一人。
除了朝中还有很多善谏的大臣之外，在后宫，长孙皇后也是时常对李世民进行规谏的一大良工。
李世民扬言要杀魏徵的那次，我们就已经领略了长孙皇后的聪明和善巧，下面这则故事同样可以表明这一点。
有一次李世民得到了一匹骏马，喜欢得不得了，就命宫人好生饲养。没想到刚养了几天，这匹马突然无病而暴死。李世民勃然大怒，立刻下令要杀了这个宫人。
为了区区一匹马而杀人，这显然有损李世民的明君形象。于是长孙皇后当即站出来劝谏。这一次，她还是用了一个巧妙的手段，并不直接进谏，而是给李世民讲了一个故事。
故事说的是春秋时期，齐景公也因喜爱的马死了，要杀养马人，当时的三朝老臣晏子就指着那个养马人的鼻子破口大骂：“你犯了三宗罪你知不知道？第一宗罪，好好的马被你养死了；第二宗罪，害得我们的国君为马而杀人，百姓听说了，一定会骂我们的国君不仁；第三宗罪，四方诸侯知道这事，也一定会轻视我国…”等晏子骂完这些话，旁边的齐景公很自觉，一句话也没说就把那个养马人放了。
说完这个故事，长孙皇后对李世民说：“陛下肯定从史书中读到过这个故事，莫非是把它忘了？”
李世民听完后，反应和齐景公如出一辙，马上就赦免了那个宫人。
类似这样的劝谏还有很多。比如李世民有时候一生气，难免会迁怒宫人，往往因为一些小事就要治她们死罪。而长孙皇后总是装出一副比皇帝更生气的样子，让皇帝把这些犯了错的宫人交给她，由她处置。然后皇后便将她们暂时拘押，事实上是把这些宫人暗中保护了起来。等过了一些日子，李世民的气消了，长孙皇后才慢慢分析个中道理给他听，证明那些宫人其实是无罪的，从而多次避免了滥杀无辜，“由是宫壶之中，刑无枉滥”。
正是因为有长孙氏这样的贤内助屡屡帮李世民矫正错误，弥补缺失，所以李世民才会颇为感慨地对房玄龄说：“皇后庶事相启沃，极有利益尔。”（《贞观政要》卷二）
很显然，有长孙皇后和魏徵这一内一外两大良工的“斧凿”和“敲打”，李世民这块矿石中的金子想不发光都难。
长孙氏在后人的心目中之所以能成为皇后的楷模，李世民夫妇之所以能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模范夫妻，其主要原因不仅是长孙氏能在政治上尽力辅佐李世民，更是因为在生活上，他们的伉俪情深也足以让后人感动。
大约在贞观七年（公元633年），李世民患上了“气疾”，将近一年都没有痊愈，长孙皇后一直守候在李世民身边，日夜悉心照料。由于担心李世民的病情不能好转，所以此时的长孙氏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
她把一包毒药藏在衣带中，对亲近的侍女说：“皇上若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绝不独自求生！”
而更让人感动的是，长孙氏自己其实是抱病照顾李世民的，因为她本人恰恰也是从小就患有气疾。贞观八年，长孙氏陪李世民一起上九成宫避暑养病。有一天下半夜，柴绍等人突然上山，向李世民报告了一起突发事件。李世民大为震惊，当即全副武装，到前殿询问事件的详情。长孙皇后意识到事态严重，立即带病跟随，左右极力劝阻，长孙皇后却说：“皇上如此震惊，我岂能心安！”
或许是因为这次半夜出宫感染了风寒，再加上紧张和焦虑，长孙皇后的病情突然加重，从此一病不起。太子李承乾向母亲建议：“所有该服的药物都服过了，您的身体还是没有好起来，不如奏请父皇大赦囚犯，同时度化一些人出家，也许可以得到冥福的庇佑。”
长孙皇后不以为然地说：“生死有命，不是人力所能改变。若行善一定有福，那我从没做过坏事，又何必担心？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大赦’是国家大事，而佛法是异国之教，对政治不见得有什么助益，何况皇上从来也不信这个，岂能以我区区一介妇人而乱了天下之法？假如一定要照你的话做，我还不如速死！”
可李承乾没有听从他母亲的话，还是认为自己的办法肯定有效，可又不敢上奏皇帝，只好私下去找房玄龄。房玄龄转而上奏李世民。李世民也觉得未尝不可一试，于是准备大赦。长孙皇后得知后极力反对，李世民最后只好作罢。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六月，长孙皇后病重不治。弥留之际，她给李世民留下了这样一些遗言。
第一，要求起用房玄龄：“玄龄事陛下久…苟无大故，愿勿弃之。”
第二，再次强调不要让自己的亲族掌权：“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足矣。”
第三，要求薄葬：“愿勿以丘垄劳费天下，但因山为坟，器用瓦木而已。”
第四，最后的谏言：“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作役，止游畋，妾虽没于九泉，诚无所恨！”（《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讲完这些，长孙皇后取出一直藏在衣带中的毒药，最后说了一句：“臣妾在陛下卧病的那些日子，发誓以死跟随陛下，绝不像吕后那样！”（西汉的吕雉在汉高祖刘邦死后，打击刘姓宗室，极力扶植外戚，擅权揽政，历时八年，史称“吕氏之祸”）。
六月二十一日，长孙皇后崩于立政殿，年仅三十六岁。
长孙皇后生前曾经编纂了一本有关古代妇女言行得失的书，共三十卷，名为《女则》。但她只是将其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准则，并不是想以此博取声誉，所以一直叮嘱宫人不要告诉李世民。直到她去世后，宫人才把这本书交给李世民。
李世民睹物思人，泫然泪下，悲恸不已，对近臣说：“皇后此书，足以垂范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长孙皇后的早逝对李世民而言都是一个莫大的损失。晚年的李世民之所以在政治上和生活中都犯下许多错误，未能做到“慎终如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外无魏徵的犯颜直谏，内无长孙皇后的拾遗补阙。假如长孙皇后能伴随李世民走得更远一点，乃至共同走完人生岁月，那么，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李世民千古一帝的形象一定会更加完美，而贞观的历史也无疑会更加璀璨。
【自制力：战胜人性的弱点】
李世民的成功，固然与魏徵和长孙皇后等人的规谏和辅佐息息相关，但是有一点我们却不能不强调，那就是——假如李世民本身根本不是一块当明君的料，那身边不管有多少个魏徵和长孙氏，无论他们怎么“斧凿”和“敲打”，李世民也绝对不可能“发光”，所谓的千古一帝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所以，关键还是在于李世民自己。
贞观二年，李世民就曾经对侍臣说：“古人云：‘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故尧、舜率天下以仁，而人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人从之。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贞观政要》卷六）
君犹器，人犹水；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
李世民的见解可谓精辟！
如果一个皇帝不具有明君的潜质，其他人再怎么努力帮他也是白搭。说难听点，在一堆石头上敲打一万年也敲不出一座金矿，给一只鸡插再多羽毛也变不出一只凤凰。
由此可见，李世民最后之所以能成就千古一帝的功业和盛名，除了外界的助力之外，更需要他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人格力量。
这种力量就是——自制力。
一种能战胜自身人性弱点的高度的自制力。
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古往今来，许多意志坚定、功成名就的男人通常挡不住美女的诱惑。他们纵然可以征服天下，可往往会在某个美女的石榴裙下变得软弱无力，不堪一击。
那么，作为一世英雄的李世民，在面对美人的时候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贞观二年十二月，李世民在宫中宴请新任的代理侍中王珪，当时旁边就有一位绝色美女在侍宴陪酒。她是庐江王李瑗的姬妾，李瑗因谋反伏诛后，这个美女就被“籍没入宫”，成了李世民的妃子。
酒酣耳热时，李世民指着这个美女对王珪说：“庐江王不是东西，当初因为贪图她的美色，就杀了她丈夫并把她纳为小妾，如此暴虐无道的小人，哪有不灭亡的道理！”
王珪听完后一言不发，忽然站起身来，毕恭毕敬地问了皇帝一个问题：“陛下认为李瑗这么做，是对还是不对？”
李世民愕然说：“杀人之夫而夺人之妻，这种事你还问对不对？”
王珪并不直接回答，而是给李世民讲了一个小故事。
这个故事出自《管子》一书。春秋时期，齐国出兵攻占了毗邻的一个小诸侯国郭国。几年后齐桓公经过此地，问当地父老：“郭国为何灭亡？”父老说：“因为国君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齐桓公大惑不解，问道：“照各位所言，你们的国君是位贤明的君主，又怎么会亡国呢？”父老回答说：“国君知道什么是善，却不去做；知道什么是恶，却不能改，所以灭亡。”
故事讲完，王珪就进入了正题：“而今，这位美女仍然在陛下左右，臣还以为陛下认同李瑗杀夫夺妻的做法；如果陛下认为他的做法是错的，却仍旧留着这位美女，那就叫‘知道什么是恶，却不能改’！”
李世民闻言，顿时朗声大笑，连连称善，随后就把这位美女送回了家乡。
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我很少见到喜好道德如喜好美色那样的人啊！可孔子他老人家假如碰上李世民，肯定会把他算上一个。
其实，作为一个正常男人，并且是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一定程度的好色也不算什么太大的毛病，但是当好色与好德产生冲突时，李世民却能舍色而取德，这就足以表明他确实拥有超越常人的自制力。
如果说放归一个叛臣的姬妾还算比较容易做到的话，那么在下面这则故事中，李世民的做法就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了。
那是在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长孙皇后替唐太宗李世民物色了一个“容色绝姝，当时莫及”的妙龄少女，准备将其纳入后宫为“充华”。这个美女是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年仅十六七岁，不但姿色出众，而且知书达理。对于这个人选，太宗本人和朝中大臣都很满意。于是李世民立即下诏书，确定了成婚的日子。可就在宫中使节正准备前往郑家迎娶新人时，魏徵却忽然站出来，把这桩美事搅黄了。
因为魏徵得知这个郑家女儿早已许配给了士人陆爽，当即上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今郑氏之女，久已许人，陛下取之不疑，无所顾问，播之四海，岂为民父母之道乎？”（《贞观政要》卷二）
李世民闻言，大为惊讶，连忙下诏“深自克责”，并且罢停了迎婚策使，命人赶紧将郑氏送还旧夫。可是，当时朝中的左仆射房玄龄、中书令温彦博、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韦挺等一帮宰执大臣却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他们说：“郑氏许配给陆爽的事情，只是传闻，并不能确定，朝廷大礼既行，绝不可中止。”
与此同时，那个忽然成了皇帝情敌的读书人陆爽也吓得不轻，赶紧上书表白说：“陆某家父在世之时，确实与郑家有所交往，可婚姻之事纯属子虚乌有，都是外人乱传。”
以房玄龄为首的大臣们这回更有理由了，于是力劝皇帝早日完婚。
然而，李世民对此还是半信半疑。他问魏徵：“群臣大概是为了讨好朕，可陆爽本人为何也这么说呢？”
魏徵回答：“臣猜想，他可能是把陛下等同于太上皇了。”
李世民诧异地问：“这怎么说？”
魏徵说：“当年太上皇平定京城时，曾经把辛处俭的女人纳入后宫，颇为宠幸。辛处俭时任太子舍人，太上皇很不高兴，就把他逐出东宫，贬为万年县的属吏。辛处俭为此恐惧不安，时常担心性命不保。而今陆爽也一样，他以为陛下就算今天能容他，日后也必定会暗中谴谪，所以一再自我表白，实在不足为怪。”
李世民听完，很坚决地取消了这个婚礼，并且公开下诏承认自己的错误：“今闻郑氏之女，先已受人礼聘，前出文书之日，事不详审，此乃朕之不是，亦为有司之过。授‘充华’者宜停。”（《贞观政要》卷二）
在中国古代，一个稍微有点地位的男人拥有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事情，更不用说至高无上、富有四海的皇帝了。从当时的制度和社会习俗来说，六宫粉黛、三千佳丽是皇帝必然有的特权。无论皇帝要娶普天之下的哪一个女人，也绝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并且于情、于理、于法都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
而太宗迎娶郑氏这件事情，就更是无可厚非了。首先，诏书已经下达，宫中的一切工作都已准备就绪，皇帝大婚绝非儿戏，不能说停就停；其次，只有魏徵一人持反对意见，朝中所有宰执大臣全都极力赞成，李世民要想顺水推舟把美女娶进宫很容易；最后，连陆爽本人都表态说没有婚约这回事了，李世民当然更没有理由取消这个婚礼。
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李世民最后还是毫不犹豫地放弃了。
皇帝这种深明大义的做法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交口赞誉。
李世民之所以做出这个明智的决定，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魏徵的谏言，但是最重要的，无疑还是他内在的自制力在发挥作用——他能够用理性战胜自己的感情，用道义战胜自己的欲望，而且还能勇于向天下人承认自己的错误。尽管这个女人他即便娶了，也几乎没有人会说他是错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世民之所以能成为千古一帝，绝不仅仅是因为他能征服天下，更在于他能征服自身——征服人性普遍的弱点。
正所谓：胜人者力，自胜者强。
第八章 盛世唐朝，世界之心
【永远的长安】
在所有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永不褪色的历史记忆。
这份记忆是如此辉煌，以至无论何时，只要我们的目光向历史的深处回望，仿佛总是能看见一个澄明的天空，一片辽阔的大地，还有天地之间——那一座金黄色的富贵雍容的城。
这座城就是长安。
它生长在唐朝。
在我的眼中，唐朝的长安凝聚了所有男性的雄伟与阳刚，也蕴涵着所有女性的华丽和妩媚。我无法用更多的形容词来描摹它。我只愿独自穿过岁月的长廊，悄悄掀开时光的帷幔，用一种朝圣的目光，去抚摸这座城的每一块砖墙、每一株草木、每一寸土地、每一角飞檐以及这座城中每一个男女老幼的脸庞…
我看见唐朝的阳光像花一样绽放，我看见长安向我敞开了母亲一样的胸膛。
那一刻，我告诉自己，我是唐朝人。
我告诉自己——
长安，是每个中国人的精神故乡。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座都市，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它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米，全城周长36.7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1.4倍，是古代罗马城的7倍。城内共有三个建筑群：位于北部正中的是宫城，为皇帝和皇族所居；宫城南面是皇城，面积比宫城略大，是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宫城和皇城之外是外郭城，为居民区和商业区。
整座长安城规模宏伟，布局严谨，结构对称，排列整齐。外城四面各有三个城门，贯通十二座城门的六条大街是全城的交通干道。而纵贯南北的朱雀大街则是一条标准的中轴线，它衔接宫城的承天门、皇城的朱雀门和外城的明德门，把长安城分成了东西对称的两部分，东部是万年县，西部是长安县，东、西两部各有一个商业区，称为东市和西市。城内南北有11条大街，东西有14条大街，把居民住宅区划分成了整整齐齐的110坊，其形状近似一个围棋盘。
长安的每条街道都笔直而宽广，其宽度达到了今人咋舌、近乎奢侈的地步。比如南北主干道朱雀大街的宽度就达150多米，而今天中国的“第一街”——北京长安街最宽的地段也没有超过120米。再如位于宫城与皇城之间的承天门横街，宽度更是达到441米，堪称人类有史以来最宽的街道，其气势之雄伟令人叹为观止！
这些宽阔平坦的街道两侧大多种有整排的槐树和榆树，而宫城与皇城中遍植梧桐和垂柳，整座城市绿树成荫，风景宜人，既繁华热闹，又不失幽雅和静美。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唐太宗李世民在长安东北部的龙首原上初建了大明宫。龙首原地势高耸，可以俯瞰整座长安城，故而大明宫的气势远比太极宫更为煊赫。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唐高宗李治又对大明宫进行了扩建，使其功能更为完备，规模更为宏大。从此，大明宫取代太极宫，成为唐朝皇帝的起居和听政之所。
大明宫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为宏大、规制最为严整、规划最具特色的宫殿建筑群，其周长为7.6公里，面积达3.2平方公里，是明清紫禁城的4.5倍；宫城四面有11座城门，东、西、北三面都有夹城，南部有三道宫墙护卫；目前已探明的殿、台、楼、亭等基址共有40余处。在大明宫的中轴线上，自南而北依次是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殿，大明宫就是以这三个宫殿群为中心组成的。其中，含元殿是大明宫正殿，是唐朝皇帝举行朝会大典以及阅兵、献俘等重大仪式的殿宇；此殿殿基高达15.6米，面阔75.9米，进深41.3米，面积达3134.67平方米，是现存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宫殿——北京故宫太和殿面积的1.3倍。
在含元殿主殿的两翼即东南和西南方向，分别建有突出主殿的翔鸾阁和栖凤阁，两阁相距150米，各以曲尺形廊庑与主殿相连。整组建筑两翼突出，主殿缩进，呈“凹”字形。主殿前是左右两条各长78米的蜿蜒迤逦的龙尾道。
在整个含元殿建筑群的前方，是一个南北宽615米、东西长750米的大型广场，总面积达461250平方米，比今天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还大，相当于60多个标准的现代足球场。
站在这样一个气势磅礴的广场上仰望巍峨壮丽的含元殿，任何人都会为之悚然动容，心潮澎湃。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哪一个中国人心中，没有这样的一个唐朝？
哪一个中国人心中，没有这样的一座长安？
【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
走在长安车如流水马如游龙的宽阔大道上，你遇见的绝不仅仅是唐朝人。
你随时会遇见突厥人、西域人、波斯（伊朗）人、大食（阿拉伯）人、拂菻（东罗马）人、日本人、新罗人、天竺（印度）人、真腊（柬埔寨）人、骠国（缅甸）人…他们中有元首、大臣、使节、士兵、商人、学者、留学生，还有僧侣、艺术家、工匠、歌姬，甚至有“色黑如墨、唇红齿白”的黑色人种昆仑奴，可谓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要感受什么叫做国际性大都市，你必须来长安；要感受什么叫做对外开放、与时俱进，你也要来长安；要了解当时的东西方和亚洲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交流的盛况，你更要来长安。
因为当时的大唐帝国是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最发达的国家，而大唐帝京长安则是整个亚洲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历史学家向达先生说，在唐朝，“一切文物亦复不间华夷，兼收并蓄。第7世纪以降之长安，几乎为一国际的都会，各种人民，各种宗教，无不可于长安得之。”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长安是旧大陆文明中心所有城市中最具世界意义的城市，在这方面超过了同时代的君士坦丁堡，唐帝国和中国文明不仅为朝鲜，而且为更远的日本所赞赏和效仿，这显示了中国的威望。”
据统计，唐朝曾先后与世界上3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交往。为了接待各国使节和来宾，唐朝专门设立了鸿胪寺，由当时朝中的国际政治专家担任主管官员。长安城中甚至有专供外国人长期居住的“番坊”。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到唐朝读书之后，进而参加科举考试，最后终身在唐朝为官。如日本人阿倍仲麻吕，中国名字叫晁衡，于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来到长安的太学就读，当时年仅19岁，完成学业后留在唐朝任职，历任左补阙、秘书监、左散骑常侍等职。
晁衡在长安与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结成了好友。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晁衡作为唐朝回访日本的使者，与日本遣唐使一起返回日本，不料途中遇险，船只漂到越南，友人们误以为他已经遇难，极为悲伤，李白为此写下了一首《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后来晁衡又辗转回到了长安，一直到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去世，前后在中国一共生活了53年。
有一些外国使臣出使唐朝后也留了下来。比如波斯大酋长阿罗撼，于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出使中国后便留在唐朝为官，此后又以唐朝使者的身份出使拂菻（东罗马）等国，因功被授予右屯卫将军、上柱国、开国公，位尊爵显，并一直在中国活到了95岁高龄。
西方著名汉学家李约瑟说过：“唐代确是任何外国人在首都都受到欢迎的一个时期。长安和巴格达一样，成为国际著名人物荟萃之地。”
除了留学生和使节，在唐朝定居数量最多的就是商人。唐朝专门设立了互市监和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兰州、凉州、敦煌，都成了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贞观时，西域各国“入居长安者近万家”，而各国商人在长安西市开店经商、长期居住的也有数千家之多。广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口，有唐一朝，曾有大量的外商在广州定居，从事各种贸易活动，仅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死于战乱的外商就达12万人以上。
为了适应国际交往的需要，唐朝的对外交通相当发达。陆路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出敦煌、玉门关西行，可直达中亚、西亚、东欧，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海路方面，可由登州、楚州或明州出海，前往朝鲜半岛和日本；此外，由扬州、明州、泉州或广州出发，经越南海岸，在马来半岛南端穿越马六甲海峡，过印度洋，可到达斯里兰卡、印度等地；再越过阿拉伯海，可到达阿曼湾、波斯湾，并可远至红海，抵达埃及和东非的港口，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就是通过陆地和海上这两条“黄金通道”，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来到了中国。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东罗马皇帝波多力遣使来唐，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唐太宗回书答礼，赠绫、绮等丝织品。东罗马的皇帝、贵族和妇女都极其喜爱中国的丝织品，拂菻也成了唐朝丝织物传入其他国家的重要转输地。
7世纪初叶，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本人对中国文化非常向往，曾对他的弟子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大食（阿拉伯）遣使与唐通好，在此后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大食遣使来唐共达36次。唐朝文化因此大量传入阿拉伯世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造纸术。
中国的造纸术后来又从这里传入了欧洲，极大地推动了西方文明的发展。唐朝后期，火药的主要成分——硝，也传入阿拉伯。阿拉伯人称之为“中国雪”。与此同时，阿拉伯的天文、历法、数学、建筑、医学也对唐朝产生了一定影响。阿拉伯的医学是近代欧洲医学的基础，而其外科医术就是在这时候传入了中国。
7世纪中叶，波斯为大食所灭，波斯王卑路斯及其子泥涅斯，先后定居长安，客死唐朝。当时许多波斯商人也流亡到了唐朝，纷纷在中国落户。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地都有波斯商人开设的“胡店”，以经营宝石、珊瑚、玛瑙、香料、药材驰名。通过贸易活动，波斯的菠菜、波斯枣传入唐朝，而唐朝的丝绸、瓷器、纸张也传入了波斯。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在当时统称天竺。唐初，中天竺的戒日王征服了五天竺，统一了印度半岛，随即遣使与唐通好。从此，天竺与唐朝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印度半岛东西两岸常有唐朝商船泊港，天竺商船也到广州、泉州进行贸易。唐朝输往天竺的商品有麝香、纻丝、色绢、瓷器、铜钱；从天竺输入的物品有宝石、珍珠、棉布、胡椒。中国的纸和造纸术传入印度，从此结束了印度用白桦树皮和贝叶写字的时代。唐太宗也派人到中天竺学习制糖技术，据说学成归国后制出的糖，其颜色和味道比印度原产的还好。
由于佛教经典的翻译，在唐朝产生了与佛教密切相关的变文。敦煌、云岗、麦积山、洛阳龙门石窟的壁画、雕塑，都受到印度北部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影响。此外，天竺的天文、历法、医学、音韵学、音乐、舞蹈、绘画、建筑，都对唐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朝“十部乐”中便有天竺乐，舞蹈中也有天竺舞成分。
唐初，在朝鲜半岛上，高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都同唐朝有所往来。高宗时期，唐朝先后出兵平定了百济和高丽，新罗遂于公元675年统一了朝鲜半岛，此后与唐朝的关系进一步发展，贸易往来十分频繁。新罗商人运至唐朝的牛黄、人参、海豹皮、朝霞、金、银等物，占唐朝进口物品的首位。他们同时也从中国带回丝绸、瓷器、茶叶、书籍等物品。
新罗曾派遣大批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在唐朝的外国留学生，数量最多的就是新罗人。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一次就有一百零五人。不少新罗学生还参加唐朝的进士科考，中举后就留在唐朝为官。
从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起，新罗就相继设立医学、天文、漏刻博士，专门研究唐朝的医学、天文、历法。公元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历法。8世纪中叶，新罗仿效唐朝的政治制度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唐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新罗采用了科举考试制度选拔官吏，以《左传》、《礼记》、《孝经》为主考科目，此外又根据《唐律》改订了《刑律》。新罗原来没有文字，7世纪中叶，新罗学者薛聪创造了“吏读”法，用汉字作音符来标注朝鲜语的助词、助动词等，帮助阅读汉文，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发展。唐文宗太和二年（公元828年），新罗使者带回了茶叶种子，开始种茶。唐末五代，雕版印刷术传入新罗。（参见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
有唐一朝，与中国交往最为密切、受唐朝影响最大的国家，当属日本。
当时的日本仍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对大唐繁荣昌盛的文化和发达的物质文明无比向往，高度崇拜。日本人迫切希望能过上“像汉人那样灿烂的文化生活”，于是不断向中国派出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从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到唐昭宗乾宁元年（公元894年）的264年间，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13次，派船迎送唐朝使者6次，共计19次，其中实际到达长安为15次。唐初，遣唐使团不超过200人，可从8世纪初起，人数已多达550人以上。
遣唐使给唐朝带来了珍珠绢、琥珀、玛瑙、水织絁等贵重礼品。唐朝回赠高级丝织品、瓷器、乐器、文化典籍。遣唐使团将中国的典章制度、天文、历法、文学、书法、宗教、音乐、美术、舞蹈、医学、建筑、雕刻、工艺美术、生产技术、生活习俗带到日本，推动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的全面发展，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日本留学生中最知名的是吉备真备，学问僧最知名的是空海。吉备真备回国后，用汉字楷体偏旁创造了片假名，学问僧空海不仅将中国大乘佛教的密宗学说带回了日本，而且用汉字草体偏旁创造了平假名，使日本文化逐渐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参见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
而中国僧人东渡日本，传播大唐文化，最著名的是鉴真和尚。
鉴真俗姓淳于，扬州人，对于大乘佛教的律宗造诣精深，在扬州大明寺讲律传戒。应日本圣武天皇之请，他东渡日本传法，经六次努力，历尽艰险，终于在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到达日本。鉴真其时已经年近七旬，双目失明，可他不仅将中国佛教的律宗传到了日本，而且还向日本人传授了佛寺建筑、雕塑、绘画、医药等各种知识。日本现存的唐招提寺，便是鉴真主持修建的。他在日本整整居住了10年，圆寂后葬在了招提寺。
7世纪以前，日本没有固定都城，直到公元694年，日本才兴建了藤原京，此后又于公元710年修建了平城京，公元794年修建了平安京。而这些都城的设计理念、城市布局和建筑风格，无一例外，全都是模仿唐朝的长安城。比如城中均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等等，甚至连建筑用的砖瓦纹饰也和唐朝如出一辙。
基本上可以说，当时的日本京城俨然就是山寨版的长安。
除了上述国家之外，唐朝与南亚的林邑（越南）、真腊（柬埔寨）、骠国（缅甸）、尼婆罗（尼泊尔）、狮子国（斯里兰卡）以及中亚的吐火罗（阿富汗）等国都有广泛的商业联系与外交往来。
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文化交流中，南亚的佛学、医学、历算、语言学、音韵学、音乐、舞蹈、美术，东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欧洲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如八面来风纷纷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汉学家伊佩霞说：“与二十世纪前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的时代相比，初唐和中唐时期的中国人自信心最强，最愿意接受不同的新鲜事物。这个时期的中国人非常愿意向世界敞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