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让人不敢相信却不得不相信的现实——唐军杀来了。
唐军就像插上了翅膀的雄鹰一样，越过茫茫雪原从天而降了。
颉利一个箭步冲出大帐的时候，看见整座王庭已经陷入了一片火海，到处都是砍杀声和哀号声。颉利对着左右怒吼：“如果不是唐朝倾国而来，李靖何敢孤军至此？”
可是，不管唐军到底来了多少人马，此刻的颉利都已无心恋战了。
他心里只有一个字——逃！
当夜，颉利带着部众逃出王庭，一路上恍如惊弓之鸟，头也不回地朝着阴山方向没命狂奔。
此战唐军出奇制胜，一举攻占了定襄。
这是中国战争史上又一个长途奔袭、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大唐名将李靖在自己辉煌的军事生涯中又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捷报传至长安，李世民大喜过望。当年的渭水之耻一朝冰释。数月后，当李靖班师凯旋时，李世民曾当面称赞他说：“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书名竹帛；卿以三千轻骑深入虏庭，克复定襄，威振北狄，古今所未有，足报往年渭水之役！”（《旧唐书·突厥传》）
中唐诗人卢纶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塞下曲》，正是定襄之战的生动写照。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定襄的陷落对于东突厥和颉利可汗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此役之败，使颉利不仅丢掉了王庭，更丢掉了突厥军民最后的一点士气和人心。
李靖没有让颉利喘息，又派出间谍离间颉利的君臣关系。这一年正月九日，颉利的心腹大臣康苏密带着一干亲信投奔了唐朝。
与康苏密一起回到长安的，还有流亡塞北多年的隋朝萧皇后以及她的孙子杨政道。
颉利绝对没有料到唐军会对定襄发动突袭。在逃往阴山的路上，他一定对此百思不解。
可他更加没有料到的是：另一支唐军居然又守候在他的逃亡路上。
这就是李世勣。
按照李靖事先的战略部署，在他奔袭定襄的同时，另一支唐军主力李世勣部也从云中（今山西大同市）出发，绕道进抵颉利逃往阴山山区的必经之路——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在那里给颉利张开了一个口袋。
二月八日，当颉利逃至白道时，唐军突然从四面八方杀出，而李靖的追兵又迅速追至，对其形成了合围之势。突厥军队一日数惊，士气降到了最低点。但是突厥人毕竟骁勇善战，在扔下无数具尸体之后，残部硬是拥着颉利可汗杀开一条血路，仓惶逃进了阴山。
颉利一口气跑到了阴山以北的碛口（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没有力气再往前跑，只好暂时在此设立牙帐。惊魂甫定，颉利急忙派遣心腹执失思力前往长安，向唐太宗李世民谢罪，愿意举国投降，并承诺由颉利可汗亲自入朝。
李世民很清楚，这只是颉利的缓兵之计，此时如果不乘胜将东突厥一举击溃，颉利就会逃亡漠北，日后也必定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于是李世民一边命鸿胪卿唐俭前去与颉利谈判，实际上是稳住他；一边密令李靖继续进兵，不让颉利有丝毫喘息之机。
李靖与李世勣会师之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下一步的作战方案。
他们很快就得出了一致结论：“颉利虽然兵败，但残部仍有数万之众。如果他们穿越大漠，与漠北的铁勒九姓会合，到时路途遥远，又为大漠所阻，唐军势必无法深入追击。现在唐朝特使唐俭正在碛口与颉利谈判，突厥人肯定会放松警戒。如果我们出动一万名精锐骑兵，携带二十日口粮，从白道出发，奇袭突厥牙帐，必然可以生擒颉利。”
副帅张公谨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皇上已经下诏接受了突厥人的投降，特使唐俭仍在突厥大营中，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发动攻击？”
李靖斩钉截铁地答道：“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机不可失。当年韩信大破齐国，便是抓住了战机。如果能以此一战击破突厥，唐俭之辈何足惜哉？”
这就是名将之所以是名将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不但要比普通将领更有谋略、更有胆识、更有决断力，而且绝对要比普通将领更为冷酷无情。
在李靖看来，牺牲一颗唐俭的人头，换取对突战争的最终胜利，这绝对值得。
是日深夜，李靖率部先行，李世勣随后跟进。大军进入阴山，遇到东突厥的殿后部队一千余帐，唐军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其悉数擒获。李靖命这些人当向导，大军继续向纵深挺进。
东突厥的丧钟已经敲响，可颉利可汗依旧没有听见。
他再次犯了麻痹轻敌的大错。
当唐朝特使唐俭一行来到碛口时，颉利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
他一阵窃喜，同时暗暗打定了主意——权且跟唐朝虚与委蛇，诈降称臣，伺机返回漠北，养精蓄锐，等到来年秋高马肥之时，再南下报仇。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颉利的如意算盘打得哗哗响。
可令人遗憾的是，他这辈子再也没这机会了。此时，唐军前锋苏定方率领的二百轻骑，已经在大雾的掩护下悄悄逼近了突厥大营。
直到唐军摸到了距离颉利大帐只有七里地的时候，突厥哨兵才侦察到敌情，慌忙发出了警报。
可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颉利根本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只好再一次脚底抹油，骑上早已准备好的一匹千里马，带着骑兵一万余人继续向漠北逃亡。
李靖大军杀入突厥军营后，与其说是在进行一场战斗，不如说是在实施一次大规模屠宰。
因为颉利一溜，突厥部众彻底丧失斗志，人人争相逃命，只能任唐军宰割。
片刻之间，一万多颗突厥人的脑袋就被砍了下来，剩下的十几万男女全部投降。唐军擒获各种牲畜数十万头。同时，东突厥历任可汗的夫人、隋朝的义成公主也被斩于乱兵之中（按照突厥“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风俗，义成公主曾先后成为启民可汗、始毕可汗、处罗可汗、颉利可汗父子四人的妻子，在东突厥整整生活了三十年），其子阿史那叠罗施被唐军俘虏。
特使唐俭趁乱逃出，捡了一条命。
就在李靖进攻突厥大营之际，李世勣故伎重施，火速北进截断了颉利向北逃窜的退路。颉利麾下的几大酋长纷纷率部向李世勣投降，唐军共俘获五万余人。
面对唐军给他布下的天罗地网，颉利可汗傻眼了。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数十万部众死的死、降的降；短短几天之间，他就从一个堂堂的可汗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丧家之犬，眼下甚至濒临灭亡的边缘。
流亡漠北、重整旗鼓已经变得不可能了，颉利现在唯一焦虑的只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性命。
近乎绝望之下，颉利想起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他的叔父阿史那苏尼失。
苏尼失是启民可汗的弟弟，管辖部落五万家，牙帐位于灵州（今宁夏宁武市）西北。在颉利国势日衰、众叛亲离的这几年，苏尼失是少数忠于他的人之一。突利亡奔唐朝后，颉利就把小可汗的位子给了苏尼失，算是对他一腔忠诚的报答。此时此刻，颉利唯一可以信任的人只有他了。
思虑及此，颉利迅速掉转马头，带着少数亲兵往灵州方向奔去。
莽莽的黄尘中，颉利落荒而去的背影仿佛一只断翅的苍鹰，充满了孤独、恐惧和无望。
此次出征，唐朝大获全胜，斩杀突厥骑兵数万人，收降部众数十万人。北起阴山、南抵大漠的广袤土地，全部落入大唐帝国的掌控之中。
二月十八日，李靖大破东突厥的捷报传至长安，李世民感到无比地自豪和喜悦，当即下诏大赦天下。
经过四年的忍辱负重和养精蓄锐，唐帝国终于一举平定了东突厥，洗雪了当年的称臣之辱和渭水之耻。自北朝以来数百年间一直对中原王朝构成强大威胁的边患，至此也宣告终结。
贞观四年三月三日，大唐帝国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
四方各部族的酋长和首领纷纷来到长安，齐集在太极宫前，共同向唐太宗李世民敬献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尊号——天可汗。
李世民说：“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这一刻，文武百官和四夷君长皆山呼万岁。自此，唐太宗李世民对四夷君长颁发诏书时，一律自称“天可汗”。
一个彪炳千秋、光芒万丈的天可汗时代从此拉开序幕。
天可汗不仅是一种尊严和权力的象征，更是一种实质性的国际政治体系。这个体系的确立，意味着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是大唐皇帝，更成为四夷诸番共尊的万王之王；同时也意味着大唐帝国从此取得了国际联盟的首脑地位，不但是维护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也是处理国际争端的唯一仲裁者。
唐太宗以大唐天子身份“下行可汗事”，其成员国既保持原有的制度，又可以接受唐帝国任命，出任大唐官员。日本学者谷川道雄称其为“胡、汉二元体制”，陈寅恪先生称其为“胡、汉分治”，也有一些当代学者称之为“双轨政制”或“一国两制”。
唐朝的天可汗制度，可以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国际性质的组织和制度。四夷诸番自愿结成联盟，共推大唐天子为联盟首脑，以唐帝国的国力和声威作为一种稳定国际秩序、维护国际和平的力量。在唐帝国的主导下，体系内全体成员有权利和义务对破坏和平的成员国实施制裁。唐帝国也有权力和义务保障各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维护各国独立，仲裁国际争端。各成员国必须绝对服从天可汗；各国嗣君即位，必由天可汗下诏册封；各国军队必须统一接受天可汗的征调，可以联合起来，对破坏和平的成员国发动制裁性的战争，必要时也要接受征调到中国平叛。
在这种以天可汗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和战略格局之下，唐帝国可以利用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制衡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防务开支和战争成本；而广大的成员国则能享有一种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尤其对于那些弱小的国家而言，更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受到强大邻国的侵略。所以，这种天可汗体系既有现代国际安全组织的性质，又有类似于今天联合国的作用。
如果没有一种强大的国力为依托、没有一个强盛的文明为背景，唐太宗李世民绝不可能成为号令四方的天下共主，而大唐帝国也绝不可能在公元7世纪初就创造出如此震撼人心的历史功绩。
后世史家对此也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新唐书·北狄列传》）
颉利狼狈投奔苏尼失之后，虽然已经是一个输得精光的赌徒，可他心里依旧残存着一丝翻本的希望。
因为苏尼失麾下仍有五万帐的部众，其中作战部队绝对不少于五万人。此外，另一个心腹将领阿史那思结麾下也还有四万铁骑。
颉利想，凭着这些筹码，自己完全有可能东山再起。
然而，无情的现实很快就粉碎了颉利残存的希望——三月五日，东突厥最后一支劲旅阿史那思结率部投降了唐朝。
消息传来，颉利目瞪口呆，如遭电击。
在这种树倒猢狲散的时刻，颉利心里顿时产生了一个更大的怀疑和恐惧——苏尼失会不会把自己卖了？
东突厥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的人都降了，他苏尼失能忠贞不渝，誓与可汗共存亡吗？
这种可能性太小了。
在此刻的颉利看来，眼下整个东突厥已经没有一个人值得他信任了。与其坐在这里束手就擒，还不如继续逃亡，投奔吐谷浑。
现在任何异族人都比本族人更让颉利感到放心。
就在颉利准备再度逃亡的同时，唐大同道行军总管李道宗的军队已经向苏尼失的大营迅速逼近。李道宗还先行遣使警告苏尼失，让他即刻逮捕颉利，向唐朝投降。
疑心满腹的颉利嗅出了危险的气息，随即不辞而别，带着几个亲信连夜出逃，进入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中，抄小路往吐谷浑方向狂奔。
接到李道宗的信后，苏尼失大为忧惧。尽管他很不情愿背叛颉利，可眼下的东突厥就快死翘翘了。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假如不按李道宗说的办，他苏尼失只能陪着颉利一块完蛋。
现在颉利从他的眼皮底下溜了，唐军一定会认为是他故意放跑的，这份罪责他无论如何也承担不起。思虑及此，苏尼失不得不痛下决心，火速派人进入山区追捕，最后硬是把颉利给抓了回来。
贞观四年三月十五日，唐大同道副总管张宝相率部进抵苏尼失大营，苏尼失连忙把五花大绑的颉利交了出去，随后率麾下的五万帐全部降唐。
至此，“漠南之地遂空”，唐朝平定东突厥的战争终于画上圆满的句号。
东突厥亡国后，其残余部众一部分归降薛延陀，一部分投奔西突厥，另有十万余人归附唐朝。太宗李世民在广泛听取群臣的意见后，采纳了中书令温彦博“全其部落，顺其土俗，授以生业，教之礼义”的意见，将突厥降众安置于东起幽州、西至灵州的各个州县内，希望以中华礼仪之邦的文明力量，逐步将其同化。
原东突厥的疆域，颉利辖境被分置为六个州，设立定襄都督府与云中都督府；突利辖境分置为顺、祐、化、长四州。
颉利被擒至长安后，李世民先是把他的家人和他一起软禁在太仆寺。颉利终日抑郁寡欢，与家人悲歌而泣。李世民遂安排他出任虢州刺史，因为其地“多獐鹿”，可以让他纵情打猎。但颉利辞谢，李世民只好授予他右卫大将军之职，并赐以田宅。
对于一个自即位之后便屡屡侵犯唐朝的亡国之君来说，李世民的做法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颉利在无尽的悔恨和哀伤中郁郁而终。李世民命其族人以突厥礼仪葬之，赠其“归义王”，谥号“荒”。
对于东突厥的突利小可汗及一干降将，李世民更是展示出了一个天可汗的非凡气度和博大胸襟。他说：“凡有功于我者，必不能忘；有恶于我者，终亦不记！”（《旧唐书·突厥传》）
突利先是被封为北平郡王、右卫大将军，后又出任顺州都督；苏尼失封怀德郡王；阿史那思摩封怀化郡王、右武侯大将军，后出任北开州都督，统领颉利旧部。其他突厥降将官居五品以上者共有一百余人，占朝廷高阶官员的一半；原东突厥的贵族政要进入长安定居的将近一万家。
【高原之战：平定吐谷浑】
在唐朝与西域诸国之间，有一条地形狭长的交通要道，称为河西走廊。从长安往西北方向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出玉门关，可到达西域；再穿过西域，可直抵中亚、西亚诸国，甚至远抵欧洲大陆。
这条贯穿欧亚大陆的重要交通线和贸易通道，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
而吐谷浑汗国就位于河西走廊的南侧，扼守着丝绸之路的咽喉。
很显然，吐谷浑与唐朝的双边关系如果良好，就能保障这条贸易生命线的安全与畅通。
不过可惜的是，从李世民上台执政起，双方的关系就一直显得不太良好。尽管太宗李世民努力与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可吐谷浑却屡屡入寇河西走廊，严重威胁着唐朝边境与丝绸之路的安全。
吐谷浑是鲜卑族慕容部的一支，西晋末年从东北的白山黑水迁徙至水草丰沃的青海、甘肃一带，“有地数千里”。6世纪中叶，其王慕容夸吕自立为可汗，建都伏俟城（今青海湖西岸布哈河河口）。隋末唐初，慕容伏允在位，曾一度被隋炀帝杨广击败，逃奔党项。大业末年，趁中原战乱之际，慕容伏允收复失地，重建其国。其长子慕容顺曾入隋为人质，唐朝建立之后，高祖李渊以送还慕容顺为条件，与吐谷浑相约共击河西李轨。平定李轨后，李渊履约将慕容顺遣送回国。
贞观初年，慕容伏允年事已高，遂将朝政大权委于宰相天柱王，对其言听计从。天柱王是一个鹰派人物，倾向于对外扩张。在他的影响下，吐谷浑采取了阳奉阴违的做法，表面上经常遣使朝贡，背地里又频频入侵唐朝的西北边境，曾先后纵兵大掠兰州、鄯州（今青海乐都县）、廓州（今青海化隆县西）等地。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五月，吐谷浑又一次故伎重演，一边“遣使入贡”，一边又“大掠鄯州而去”（《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太宗李世民终于忍无可忍，遣使对慕容伏允大加责备，并命他亲自到长安朝见。
慕容伏允谎称有病，拒绝入朝；同时又为其子尊王请婚，要求迎娶唐朝公主。
吐谷浑的这种做法看上去好像颇为自相矛盾，不可理喻，其实也不难理解——他们这么做，无非是一方面想多劫掠一些财帛，捞一些实惠，一方面又不想与唐朝彻底决裂，怕唐朝大动干戈，所以才会屡屡玩这种既当强盗又抛媚眼的不入流把戏。
吐谷浑自以为高明，其实是在玩火。
而玩火者必自焚。
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
李世民对吐谷浑的求婚做出了非常明确的答复——要娶唐朝公主可以，但是尊王必须亲自到长安迎娶。
慕容伏允再次当起了缩头乌龟，不但没有让他儿子入朝，而且再度纵兵入寇，甚至扣押了出使吐谷浑的唐朝使臣赵德楷。
这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李世民一再容忍，连续派遣十批使者与吐谷浑交涉，但是毫无结果，慕容伏允置若罔闻。李世民又亲自对吐谷浑的使者“谕以祸福”，但冥顽不灵的慕容伏允“终无悛心”。（《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李世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虽然天可汗这种国际政治体系的性质决定了李世民必须把忍耐的尺度放到最宽，必须尽量采用政治斡旋的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但是，忍耐绝不意味着纵容，政治斡旋更不意味着放弃武力征服。
就在李世民考虑对吐谷浑用兵的同时，鄯州刺史李玄运也上了一道奏疏：“吐谷浑有非常优良的马匹，这些马都放牧于青海湖一带，如果我们派出一支轻骑兵进行突袭，必能夺取他们的良马。”
吐谷浑的良马就是著名的青海骢。这是原产于波斯的良种马，极为健硕，耐力超常，据说可以日行千里。由于吐谷浑地处青藏高原，水草丰富，很适宜放养这种波斯马，因此吐谷浑大量引进，将其放牧于青海湖一带，并且迅速繁衍。吐谷浑骑兵就是凭借这种优良的青海骢，才得以快速出击，在对唐朝的侵掠和作战中占据了充分的速度优势，所以攻击河西走廊屡屡得手。如果唐朝能夺取这些马匹，不但是给吐谷浑一次严厉教训，而且具有十分突出的战略意义。
贞观八年六月，天可汗终于出手了。
李世民命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率唐朝边境守军及契苾、党项等外族军队，组成一支多国联军，对吐谷浑发动了一次闪电战。段志玄出征后，迅速击溃了吐谷浑的边境部队，并向纵深追击了八百余里。然而，深入吐谷浑的国境后，段志玄却担心粮草不继而下令撤兵。
唐军的第一次西征就这样无功而返。
此次出征的结果让李世民很不满意。
看来，要想彻底平定吐谷浑，段志玄并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那么，满朝文武中谁最合适呢？
答案只有一个——李靖。
在李世民看来，没有谁比他更有资格出任远征军的统帅。可问题在于，此时的李靖已经是一个六十四岁的老人，而且身患足疾，前不久刚刚因病辞去右仆射之职，李世民还特意赐给他一把灵寿杖。这么一个年过花甲、连行走都要借助拐杖的老人，愿意承担这项重任吗？
李靖得知天子有意让他出征后，当即找到房玄龄，让他向皇帝转告：“靖虽年老，固堪一行！”（《旧唐书·李靖传》）
李世民龙颜大悦。
不出所料，李靖这把宝刀果然未老。
贞观八年十二月，李世民命李靖为远征军最高统帅，李道宗与侯君集为副统帅，率契毖何力、执失思力、薛万均、薛万彻等人，下辖唐军和东突厥、铁勒、契苾等骑兵部队，组成六大兵团，以雷霆万钧之势，对桀骜不驯的吐谷浑发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战争。
为了抵御唐朝的远征大军，吐谷浑积极施展外交手段，先后把南部的党项族人和洮州（今甘肃临潭县）的羌族人从唐朝阵营中拉拢了过去。党项人和羌人在这种时候背叛唐朝，无疑是在给吐谷浑当陪葬。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三月，高甑生部率先对洮州羌发起进攻，很快就将其击溃。闰四月八日，李道宗部进抵库山（今青海湟源县南），大败吐谷浑的前锋部队，首战告捷。
面对来势汹汹的唐朝大军，慕容伏允感到了一阵莫大的恐惧。这个在位时间长达三十九年的可汗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将是一生中最危险的一场战争。
慕容伏允很清楚，以吐谷浑的国力和兵力，绝对不可能与强大的唐军抗衡，如果硬着头皮与其正面对决，无疑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唯一的办法只有一个字——拖。
具体的战略就是：首先，大幅度向吐谷浑西部的山区和沙碛地带后撤，保存实力，避敌锋芒；其次，利用吐谷浑国境的广袤和纵深拖长唐军的战线，让唐军在寻找对手主力的过程中疲于奔命，使其行军作战和后勤补给同时陷入困境；最后，凭借高原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挫尽唐军的锐气，再利用各种复杂地形进行阻击，并从各个方向出动小股部队进行袭扰，不断消耗其有生力量，最终拖垮唐军。
打不赢你，难道我还拖不死你？
李靖的主力部队刚刚抵达鄯州（今青海乐都县），慕容伏允就丢弃了他的王庭伏俟城，带着军队一撤两千里，轻装进入了沙碛地带（今青海柴达木盆地）。
临走之前，慕容伏允下了一道命令，把青海湖沿岸的广袤草场全部焚毁，给唐军留下了千里赤地和一片焦土。
这是一记狠招。
他想把唐军的战马活活饿死。
要想进行远距离作战，马匹没有草料是万万不行的。李靖得到这个不利消息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策。以副统帅李道宗为首的多数将领认为：“马无草，疲瘦，未可深入。”（《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侯君集立即反驳。他说：“吐谷浑才打了一场败仗就鼠逃鸟散，连侦察哨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可见他们士气低落，无心恋战。眼下他们君臣离心，收拾他们易如反掌。若不把握战机，必然后悔不及！”
侯君集的看法与李靖不谋而合。
李靖知道，慕容伏允之所以弃城而逃，就是因为他非常了解李靖的打法，担心李靖又给他来一招长途奔袭，擒贼先擒王，使他重蹈东突厥颉利可汗的覆辙，所以才第一时间远避沙碛，企图一方面自我保全，一方面又拉长唐军的战线，最后伺机将唐军各个击破。
对于慕容伏允这种自作聪明的打法，李靖不禁冷笑。
针对敌方的图谋，李靖制订了一个“兵分两路、迂回包抄、大举扫荡”的宏大战略——北路由他亲自指挥，率领李大亮的部队和薛万均、薛万彻的部队，沿青海湖南岸由北向南作战，扫荡盘踞在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西南切吉平原）一带的吐谷浑主力；南路由侯君集、李道宗两路部队组成，直插吐谷浑的大后方，进攻黄河源头的吐谷浑各部落据点，最后在大非川与李靖的部队会师，完成南北夹击、包抄合围之势，全歼吐谷浑军队的所有主力。
伏允啊伏允，你以为我李靖纵横天下数十载，靠的就是一招直捣王庭、猛虎掏心吗？
笑话，真是笑话！
你想拉长我的战线，把我一步步拖垮，再把我一块块吃掉是吧？
行，我成全你！
就让你伏允好好瞧一瞧，看看我李靖除了打擒贼先擒王的奇袭战之外，怎么打一场硬碰硬的歼灭战！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艰苦卓绝的远征。
按照李靖的战略部署，唐朝的两路大军必须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区——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深入吐谷浑国境数千里，克服种种恶劣的自然条件，穿越复杂而陌生的地形，在缺乏粮草、补给和后援的情况下，进行远距离作战和大尺度迂回，追踪吐谷浑的主力并与其决战，其艰难和危险的程度可想而知。
这对于所有出征的将士——上至六十四岁的统帅李靖，下至每一个普通士兵来说，都是一场勇气、耐力和意志力的考验。
他们能经受住这样的考验吗？
由李靖率领的北线兵团，首先在曼头山（今青海湖南岸日月山）打响了第一战。
闰四月二十三日，李靖的部将薛孤儿带着一支轻骑兵，在曼头山与吐谷浑的军队遭遇。由于唐军是主动求战，而吐谷浑军是被动应战，所以双方的士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唐军骑兵发起冲锋后，很快就将吐谷浑军击溃，不但斩杀了这支军队的首领——吐谷浑的一个亲王，而且缴获了大量的牛羊。
获得这些战利品后，唐军的士气更为高昂，而且更重要的是军粮也有了保障。
这就叫以战养战。
对于任何一支深入敌境、补给匮乏的军队而言，这四个字都是克敌制胜的不二法门。
曼头山战役后，李靖率部继续向纵深挺进，又在牛心堆（今青海湖南岸）打了一场胜仗。
闰四月二十八日，大军迅速推进到赤水原（曼头山西）。
在这里，唐军遭遇了自出征吐谷浑以来最危险的一场战斗。
因为连连败北，吐谷浑军队不甘心失败，于是在这里集结了一支重兵，给唐军设下了一个伏击圈。
唐军前锋薛万均、薛万彻部一进入赤水原，吐谷浑军队立即发起异常猛烈的进攻。薛氏兄弟率领麾下骑兵左冲右突，可漫山遍野都是敌军，根本无法杀出重围。一番鏖战后，兄弟二人身中多处枪伤，坐骑也被砍倒，只好下马作战。敌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唐军伤亡惨重，战死者超过了三分之二，眼看就将全军覆没。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左领军将军契毖何力奉李靖之命率援军赶到。他亲率数百骑突入重围，竭力反击。兵锋所过之处，敌军望风披靡，战场形势迅速逆转。最后唐军反败为胜，大破吐谷浑军队，俘虏其南昌王慕容秀俊，并再次缴获各种牲畜数万头。
其后，李靖的北线部队长驱直入，连战连捷：李大亮部在蜀浑山（今青海天峻县西部山区）击败吐谷浑军，俘虏了二十个亲王，获杂畜五万头；薛万均、薛万彻部在赤海（今青海茶卡盐湖）大破吐谷浑宰相天柱王率领的主力部队，缴获各种牲畜二十万头；稍后，执失思力又在居茹川（茶卡盐湖附近山川）击退了吐谷浑军队的反击。
北线部队在李靖的指挥下，以所向披靡之势横扫青海湖南岸，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盘踞在这一带的吐谷浑主力全部歼灭。
李靖不愧为千古名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南线的战况。
在南路，侯君集和李道宗部队遭遇了比北路更大的困难。因为南面都是高海拔地区，平均海拔起码要比青海湖沿岸高出1000米以上。将士们不但要克服严重的高原反应，而且所经之地荒无人烟，粮草和补给都供应不上，甚至连“以战养战”都不太可能。
南线部队面临的第一道障碍，名叫“汉哭山”（今青海鄂拉山）。
这座山为什么叫这个奇怪的名字，史书无载。但是依常理判断，这个相当不吉利的名字不可能是汉人自己取的，很可能是从前的汉人经过这座山时，经常会出现剧烈的高原反应，所以吐谷浑人才会以此命名，说这是一座让汉人哭泣的大山。
但是跟后面要遭遇的困难比起来，汉哭山根本算不上什么。
当唐军翻过此山，穿越破逻真谷（鄂拉山口）后，更为严峻的考验就来了。
南线部队此次远征的目标是分布在黄河源头的吐谷浑各部落，而从鄂拉山口到目的地之间，是绵延数千里的不毛之地和雪域冰川。唐军经过这里的时候，已经是阴历五月，在汉地早已是骄阳似火、热浪逼人，可这里却依然是一片白茫茫的冰雪世界。侯君集和李道宗部队整整跋涉了两千里，不但一头牛羊都找不到，而且连人马的饮用水也无从寻觅。将士们只好“人吃冰、马啖雪”（《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克服了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