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桂清由于在江苏学政任内,喜欢谈兵,屡次上奏,论列军务,为文宗所欣赏,因此,在咸丰四年四月,调补仓场侍郎,到秋天灌米海运毕事,继黄宗汉而为浙江巡抚。此中当然有“巧妙”,大致内有他的同年军机大臣彭蕴章的援引,外有也是他的同年的黄宗汉的支持,但穿针引线王有龄功不可没,当然也有朱大器的谋划在内。

何桂清抚浙,王有龄自然更得意,咸丰五年调补首府杭州府知府,不久又兼署督粮道。同一年,赏戴花翎,并奉旨交军机处记名,遇有道员缺出,请旨简放,这称为“内记名”,越过吏部这一关,是补缺最优先的“班次”。

咸丰六年,王有龄又奉委兼署盐运使,护理按察使,集粮政、盐务、司法于一身,为浙江第一能员,也是浙江第一红员。因此遭人之忌,有个通判叫徐徵,告了一状,告何桂清奖荐不公,奉旨明白回奏。何桂清“年少气盛”,覆奏的语气,不免亢激,因而下诏责,何桂清便只好称病辞官,已经打点行李回乡了,而忽有意外的转变,奉旨以二品顶戴署理两江总督。

据说转变的经过是如此,两江总督怡良,因病免职,文宗召见军机,商量继任人选,他说:“两江总督一缺,以筹饷为命。派谁去好?”

“以何桂清为宜。”彭蕴章毫不迟疑地答奏:“何桂清在浙抚任内,筹给防守徽州兵勇数万人的饷,应付裕如。”

徽州原属两江该管,与浙江无干,但地势上却是密切相连的,因此徽州的防务划归浙江。这是加重了浙江的负担,而何桂清毅然挑起这副担子——文宗最恨封疆大吏,自划界限,不但各人自扫门前雪,如秦人之视越,甚至将雪扫到他人门前,推出了事,所以此时想到何桂清的好处,也是毫不犹疑地接纳了彭蕴章的建议。

这一来,王有龄的行踪也改变了。当何桂清辞官之前,先替王有龄作了安排,利用“内记名”的方便,外放为云南粮储道——何桂清回云南,王有龄改官云南,依然可以朝夕过从。

这虽是出于感情深厚的安排,却到底是不得已之举,既然何桂清有此意外的恩典,王有龄当然要留在江南做官。于是拜托新任浙江巡抚曾国藩的同年晏瑞书出面上摺说,浙江办理防剿,与安徽接壤的宁国府正在吃紧之际,请求派王有龄帮办浙江军务,等到各路军情稍松,再行驰赴新任。这有个名堂,叫做“奏留”,凡遇到军务、河工等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件,都可以“奏留”得力人员,通常也都可以邀准的。

王有龄留在浙江,是为了改官两江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在宁国府克复后,由何桂清与江苏巡抚赵德辙会衔出奏,说王有龄在浙江筹饷如何精敏,现在江苏的税捐,非他来清查整顿不可。这也有个名堂,叫做“奏调”,向例封疆大吏除了翰林以外,外官道员以下,京官司员以下,都可以奏调。而且文宗派何桂清继任江督,本就是为了筹饷,所以奏调王有龄的摺子,自是“准如所请”。

王有龄到了两江,先在上海整顿海关,关务把持在书办手里,黑幕重重,经过王有龄的清查整顿,公库增收了两百多万银子。由于这一劳绩,何桂清保他升官江苏按察使,不久又署理布政使,就是藩司,掌管一省的财政与人事。

江苏的地方官最多,两江总督驻江宁,江苏巡抚驻苏州,藩司亦有两员,称为江宁布政使与江苏布政使,前者管江宁、淮安、扬州、徐州四府,及通州、海州两直隶州,后者管东南膏腴之地的苏、松、常、镇、太五府州。照系统上说,江苏藩司的直属长官是江苏巡抚,两江总督隔了一层,是管不到的,而此时的情形不同。

其时因为江宁失守,两江总督驻常州,常州既为江苏藩司所管,所以王有龄便事事请命于何桂清,赵德辙根本不在他眼中,每次“上院”,仰面朝天,滔滔不绝地讲他办了些什么事,办得对不对,巡抚是不是同意?他都不问。赵德辙受不了这股气,又拿他没奈何,只好告病辞官。

接赵德辙遗缺的是徐有壬,由湖南藩司升任,未到江苏以前,就听说王有龄跋扈专横,决心要杀杀他的威风。

第一天到任,会过学政,便是接见藩司,王有龄习性不改,上院带两个极漂亮的小跟班,每人手里一支云白铜的水烟袋,站在他左右,轮流替他装烟。

“慢慢!”徐有壬挥手阻止小跟班送烟,“老兄官做到藩司,还不晓得官场的通例吗?”

王有龄愕然,只好请问:“请大人指点。”
“向例:藩司谒见巡抚,只许吸旱烟,不许吸水烟。老兄虽然才略无双,不过做此官,行此礼,定例不可违背。”接着用很威严的声音对那两个小跟班说;“你们下去!”

王有龄的气焰一挫,对徐有壬的礼貌不同了,但办到公事,因为有何桂清撑腰,擅专如故。

其时金陵被围,已经一年有余,存粮将绝,人心惶惶,而太平天国内部,大闹夺权的内讧,杨秀清与韦昌辉的冲突以后,石达开独树一帜,远走西南,太平天国只能托命于两个人,一个是陈玉成,一个是被公认为太平天国第一人物的李秀成。

为了号召“勤王”,洪秀全接受李秀成的建议,封陈玉成为“英王”,赐“八方金印,便宜行事”。但陈玉成作战慓悍绝伦,而威信不孚,所以太平天国各路将帅,不遵他的调遣。

同时,由于清军利用降将,想通款曲于李秀成,因而反促成李秀成的被重用,洪秀全“进封秀成忠王、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赐尚方剑,八方金印,便宜行事,自主将以下,先斩后奏”。时为咸丰八年十二月,正是徐有壬刚到任的时候。

咸丰九年二月,李秀成大会诸将于安徽枞阳,此会有一极重要的战略宣布,李秀成说:“官军精锐,聚集金陵,而饷源在苏州与杭州。如今金陵城外的长壕,已经构筑完成,‘江南大营’的张国梁又是有名的勇将,所以要解金陵之围,不论内外如何硬攻,都难得手。我现在决定,以轻兵间道,奇袭杭州,杭州告急,苏州亦必震动,官军怕我们绝他的饷源、粮道,一定分兵相救,然后我们诸路合围,直捣江南大营,大营一破,不但金陵围解,苏杭亦皆为我所有。”

战略虽已决定,却一时难以实现,因为金陵外围,官军云集,每一路都逼得很紧,使得李秀成无法脱身。

一直到了咸丰十年李秀成方能出金陵,三天以后,张国梁率领水陆诸军,攻克浦口九洑洲,约期攻上关、下关,以为金陵指日可破。而何桂清则以九洑洲之战,筹饷有功,加官衔“太子少保”,与胡林翼齐名,并称长江上下游、胡何两宫保——此为何桂清一生事业顶点,过此就走了下坡,而且一落千丈,垮得极快。

当官军将帅士兵,无不得意洋洋,踌躇满志的当儿,李秀成亲领精骑一千余人,由皖南鸠江越清弋江,出宁国后路,解围以后,疾趋广德,扑入浙江泗安——泗安守兵十五营大溃,总兵李定泰逃之夭夭。于是李秀成分兵两路,一路由他族中弟兄李世贤率领,攻击湖州;一路由他亲自指挥,自安吉、武康进犯杭州。

这一支奇兵,震动了两江,也震动了朝廷。朝旨命接替向荣的钦差大臣,也就是负江南大营全责的和春,兼督浙江军务,分兵赴援。

江南大营的战将分两个系统,向荣的旧部,多为他的同乡四川人;同样地,张国梁的部下,多为他的同乡广东人。当时大家希望张国梁能亲自出马,赴援浙江,但围攻金陵,正当功在垂成之际,不仅阵前易将,为兵家大忌,而张国梁亦不愿将可到手的功劳,拱手让人,因而只有派蜀将援浙,此人叫张玉良,重庆人,其时的官职是肃州镇总兵,受命统率援浙诸军。

由张玉良担任浙江方面的主将,是何桂清与和春会商后所作的决定,同时何桂清又在奏报援浙经过,顺手放了浙江巡抚罗遵殿一枝冷箭,说他“主守不主战,守近不守远”。所谓“守近不守远”,是指罗遵殿将守湖州一路的重兵,移防省城,湖州亏得有赵景贤的团练,不然危乎殆哉!当然“守近不守远”确是措置乖方的事实,但何桂清放那枝冷箭,却是别有用心,目的在为王有龄开路。

张玉良援浙,路过苏州,王有龄留他住了两天,为他讲解杭州附近的形势,而就在这“面授机宜”之际,李秀成的军队,已经直薄杭州,罗遵殿和驻防将军瑞昌、副都统来存,昼夜防守,相持了10天,李秀成在清波门掘了一条地道,用火药轰开二十余丈,蜂涌而进。瑞昌退保子城——或称满城,在湖边上,是驻防旗人的营区,苦苦守了6天,张玉良的八千援军到了。

李秀成的目的,就是要引诱江南大营分兵援浙,好减轻金陵被围的压力,一看张玉良的兵到,立即展开撤退的计划,先设疑兵,在城上遍插簇新的旗帜,表示他亦有援军新到。张玉良见此情形,未免胆怯,将八千援军,安顿在距杭州40里的塘楼,同时派人混入杭州,与瑞昌取得联络,预备内外夹击。

可惜,他们的行动慢了一步,李秀成使了一条奇计,找了许多瞎子来当更夫,一面偃旗息鼓,全师而退,走天目山,经孝丰,一日一夜行军300里,回到广德。

瞎子茫然,五更三点,照打不误。李秀成走了3天,瑞昌才发现杭州是座空城,于是张玉良率亲兵600人,直捣空城,一路往广德追了去,李秀成早已算到,将从杭州藩库、盐库、关库中得来的数十万两银子,沿路散布,张玉良的兵捡银子要紧,顾不得追敌,李秀成得以安然脱身。

杭州城破之日,罗遵殿仰药殉节,等到“克复”,则是瑞昌和张玉良的“奇功”,御赐黄马褂,封骑都尉的世职,张玉良还升了官,擢为广西提督。此外何桂清又上奏,说张玉良援浙、受王有龄的密计,所以收功如是之速。于是王有龄顺理成章地升任了浙江巡抚,而罗遵殿则有人弹劾他不能御贼,以致追夺恤典。

这时的李秀成,已聚集50万人,会议解金陵之围,当时的部署是如此:杨辅清进溧水、雨花台;李世贤进溧阳、攻句容;刘官芳进秣陵关、逼七甕桥;黄文金进高桥门。

首先收功的李世贤,攻占句容,疾趋淳化,张国梁大败,退入大营。其时何桂清与和春已发觉中计,飞调张玉良回师,却已来不及了。

当时对洪杨的征剿,责任区分,大致如此:金陵城外由钦差大臣主持、成立江南大营;后路苏、常一带,则由两江总督与江苏巡抚防守。在军事指挥系统上,有时不免紊乱,江南大营之毁于一旦及苏、常之失手,此为主因。

江南大营由向荣所创立,他是四川大宁人,寄籍甘肃,由行伍出身,为道光朝名将杨遇春所识拔,当洪杨起事,他正当湖南提督,在宿将中名望最高,所以文宗特地调他为广西提督,与满洲名将乌兰泰,为钦差大臣赛尚阿的左右手,以后赛尚阿失机获罪,洪杨大举东下,向荣受命钦差大臣,沿江穷追直到金陵,屯兵孝陵卫,继而进屯紫金山,所率一万七千余人,结营十八座,这就是江南大营的创始。

向荣手下的第一大将就是张国梁。他是广东高要人,本名嘉祥,号殿臣,“大天二”出身,但不妄杀,是“盗亦有道”之流。以后为广东臬司劳崇光所招降,改名国梁,剿匪得力,积功升到守备,咸丰元年,改隶向荣部下,一路打到南京,勇猛绝伦,深为向荣所赏识。

咸丰六年七月,向荣病殁军中,由和春继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以张国梁帮办军务,升官湖南提督,所以称为“副帅”。文宗颇有知人之明,曾有好几次优诏,奖许张国梁忠勇,有一次,张国梁因作战炮伤中指,文宗特颁御用伤药,并且亲笔硃谕:“勇猛中宜加慎重”。尚方珍玩,不断赏赐以外,又命图形进览,所以张国梁感恩图报,奋不顾身。当向荣病殁后,金坛被围,而和春还未接任,就由于张国梁的招集流亡,激以忠义,解金坛之围,进克句容,使得江南大营的声势,复又大振。

可惜,文宗虽能赏识张国梁,而其时用兵命将,还不脱成见,以为膺专阃之寄者,非旗人不可,所以用了和春,如果当时以张国梁接替向荣,则局面又自不同。和春比赛尚阿、琦善虽要高明些,却仍不脱旗人蔑视汉人的积习,以及好逸恶劳,喜欢奉承等等“旗下大爷”的习气,因而江南大营的士气,大不如前。

士气之坏,坏在和春所用的一个翼长王浚,翼长有二,顾名思义,可知如鸟之双翼,为钦差大臣的左右手。王浚以受和春的宠信,把持军政,克扣粮饷,因而部下无不怀恨,除了张国梁直属的部队以外,其他各军,纪律废驰,普遍传播着这样一个说法:敌人如果来攻,我们坚守不出,看大帅跟翼长如何退敌?

军心如此,偏偏又有一道打击士气的命令发布:45天发一个月饷。也就是说:一个半月当一个月。本来江南大营的饷,由两江总督专责筹措,每个月约须50万两银子,由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太仓以及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等地方筹措,按期供应,毫不缺乏。

这稳定的收支情况,渐有无法保持之势,因为在金陵城外筑长壕,添募兵夫,粮饷增加,又因为援各处,开拔要一笔“开费”,亦是很重的负担。支出如此,收入却以浙江防务吃紧,自顾不暇,“协饷”不能如数解足,“粮台”每月亏短二三十万两银子,所以何桂清与王有龄仔细商量,不得已采取减饷的办法。

其时顿兵日久,纪律松驰,营盘里游娼出入,酒色皆备,照数发饷,尚感不足,何况减饷?而和春又听信了王浚的话,以“不破城、不发饷”为激励之计,这一下越发动摇军心。张国梁一看情势不稳,有哗变之虞,痛哭流涕地要求和春发饷,而和春一口拒绝,说是后路粮台的饷银未到。其实,王浚手里存着30万的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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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成在广德建平所定的作战计划是:分五路回救“天京”,他自己担当左翼,在李世贤于闰三月初三,攻占句容时,他亦从句容以南的赤山湖,赶来会师。其时张玉良一军,已从浙江沿太湖西岸赶来,经过常州,为何桂清留住助守,因此,江南大营仍旧是空虚的。

在静止了4天以后,大战在闰三月初七爆发,李秀成、李世贤兄弟,合力往西进攻,大败张国梁于马鞍山,同时陈玉成,从全椒撤围,自东西梁山间渡过长江,经当涂往东,与二李会师。至此西楚霸王起兵自刎之地的乌江,东至道教胜地的茅山,都在太平军掌握之中,对江南大营,形成了反包围,但是何桂清在常州则有重兵两万余人,为太平军所隔断,无法为江南大营所用,同时,何桂清亦不愿意为江南大营所用。

在常州的两万余人是这样集中的,当金坛被围时,和春先后调守防扬州的总兵马德昭,及援浙的参将罗希贤,各领三千人赴援,走到中途,何桂清下令马、罗两人,改援常州,而以由浙江赶回来的副将周天孚,以及战斗力不甚坚强的新募潮州兵数千,换到金坛。其次是张玉良的全军,亦不下万人,为何桂清所留住,加上宜兴、广德及王有龄特从苏州调来的精兵一千人,将常州保护得十分周密。在江南大营后路未断时,和春想调张玉良,不许,想调马德昭,又不许。在这时,何桂清已经打定了主意,弃和春、张国梁于不顾,在常州拥众自卫,打算着和、张兵败以后,另起局面。其时常州附近,并无太平军的踪迹,因而他又飞章报捷,奏陈常州、镇江一带的军情,分常州、宜兴、镇江、丹阳、金坛五路部署,各路都请归张玉良节制,自愿力保苏、常辞气甚壮。

其实,这是色厉内荏。何桂清先以书生论兵,其后则全靠王有龄替他策划、替他担当。王有龄一到浙江,何桂清顿时六神无主,因此王有龄不得不每天给他写一封信,规划一切,由专差逐日递到常州,若有一天信不到,何桂清便忽忽如有所失。

王有龄真不负何桂清,看出他好大言而无用,是个经不起考验的人,在此一生祸福,千秋功罪所系的紧要关头,万万错不得一步,所以一再以极严重的语气,警告何桂清,千万离不得常州一步。他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艰难之秋,万目睽睽,瞻大帅为进退,一摇足则众心瓦解,事不可为矣!

何桂清起先亦未尝不想坚守,但兵败如山倒,觉悟到拥兵自卫,不援前线则等于自撤屏藩时,悔之已晚。

***
当闰三月初七,太平军发动总攻击时,五路十道,同时出兵,士气极旺,相反地,江南大营则流言四起,士无斗志,“开小差”的不计其数,所以太平军所踩的大部分是空营盘,当然,张国梁一军,不致如此。

其时天气极坏,雷电交作。凡是大会战,天时的影响极大,汉光武的昆阳之战,是个最明显的例子,特别是双方士气旺弱不同,坏天气对已坏的士气,必是更坏的打击。所以此际在江南大营中,便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支部队,和春那部分,逃的逃,躲的躲,不逃不躲的则天天到王浚的营帐去索饷,而张国梁的部下,则受了“副帅”的激励,忍饥受寒,坚守不退,搏战七昼夜之久,到了闰三月十六日,战况发生了剧变。

这一夜各营起火,情况不明,王浚部下首先逃散,接着是和春的部下各自为计,这一下牵动大局,和春、王浚所部,全军皆溃。最倒楣的是何桂清的同年,原任江苏巡抚许乃钊,本不知兵,而强赋以领兵之任,先以失机被革职,却又不放他回杭州原籍,赏给光禄寺卿的头衔,仍留江南大营帮办军务。和春与何桂清不和,与张国梁相左,都靠他从中调停,费尽口舌而不讨好,此时失陷军中,吃尽千辛万苦,才得回到镇江,狼狈不堪。

这一退,沿途抛弃的粮饷军械、锅碗帐篷,以及其他军需,不计其数。张国梁的部队,此时尚屹然未动,但一听大军溃散,自然动摇;张国梁顿足痛惜:“八年心血,毁于一旦!”

愤激伤痛之下,跟曾国藩靖港兵败一样,打算自裁,为部将苦劝而止。

于是,他第二天亲自殿后,撤退部属,太平军所惧的官军将领,没有几个,多隆阿、鲍超以外,张国梁的威名最著,所以还不敢相逼,容他安然退到镇江。

这时何桂清晓得糟糕了,和春是钦差大臣,论军事指挥权,在两江总督以上,九度行檄,乞取援军而何桂清置之不理,该负战败的全责。和春先因身在前线,拿他无可如何,现在退到后方,自然要跟他算这笔帐。如果据实严劾,何桂清百口莫辩。非革职严办不可。因而连夜致书慰劳,同时请和春移守丹阳。

和春自然万分愤怒,但一则自己也有听信王浚,扣饷不发,以致士兵哗变的罪过,再则此时卸甲丢盔,狼狈不堪,诸事要靠何桂清照应,所以只得暂且隐忍。

于是何桂清又上奏,划分防守责任,丹阳以上的军务,归和春、张国梁主持,常州军务,由他与张玉良负责,一等布置稍定,进据溧阳,其实是空话。张玉良的部队,由常州西南到西北,结营20座,围成一个弧形,都只是为了保护他个人的安全。

收拾残局是靠张国梁,招集溃勇得一万三千余人,自守丹阳,另外他的部将冯子材未败,以一万二千人扼守丹阳之西,正当第一线的镇江。安顿尚未完成,何桂清已来公事催了,他自己的部队,按兵不动,却催和春、张国梁,进援金坛。

***
其时太平天国,正在大开庆功宴,接着由李秀成主持会议,商定战略,先取苏杭上海,再购置轮船二十艘,水陆并进,西取湖北。这是闰三月二十一的事;四天以后,开始行动,由李秀成统率全军,方略如此:

一、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等,随同李秀成,攻取苏州。
二、皖南调来的部队回防。
三、英王陈玉成再攻扬州,目的牵制江北清军,不能南援苏常。

四、别遣一队赴皖北,支援捻军张洛行。
太平军“东征”的先锋,是陈玉成的部将刘玱琳,陈玉成因为要渡江攻扬州,所以亦在东征军中。刘玱琳受计,不攻正面镇江,由句容往西南,先取珥村,珥村在金坛之北、丹阳之南,相距各40里,是镇江与常州往来间道的中心,亦为北面丹阳、南面金坛、东面常州这个三角形的中心,夺取其地,可以进而截断常州与丹阳的通路,果然,何桂清闻警,派马德昭往西北方面的奔牛镇迎敌,而太平军则化装成清军,直趋西北的吕城——东吴大将吕蒙所筑的城,东距奔牛镇18里,隔绝了常州通丹阳的大道,至此,水陆两途都为太平军所冲断,丹阳孤立无援了。

就在这时候,前军有一批饷银解到,王浚依然如故,每名士兵仅发银2两,而且名之为“借给”,因而包括张国梁所部在内的全军大哗,各营普遍表示:“如果不发饷银,不换翼长王浚,决不接仗。”而和春执迷不悟,无所处置。

到了第二天,两军接战,刘玱琳的部队首先开火,不断一排枪、一排枪地放,清军真个“不接仗”,相持了一个多时辰,和春部下熊天喜的马步,在丹阳苏西南的白土镇溃败,熊天喜本人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