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皇帝》 作者:高阳

自序

从事历史小说写作以来,二十余年心血所积,得书若干,计字又若干,说实话连我自己都不甚了了。约略而计,出书总在六十部以上;计字则平均日写三千,年得百万,保守估计,至少亦有两千五百万字。所谓“著作等身”,自觉无忝。

上下五千年,史实浩如烟海,所以我的小说题材,永远发掘不尽;更堪自慰的是,世界华人社会,到处都有我的读者。有些读者奖饰之殷,期勉之切,在我只有用“惭感交并”四个字来形容心境。

行年六十有五,或许得力于凡事看得开;更应庆幸于生活在自由自在、不虞匮乏的大环境中,所以心理与生理两方面,可说并未老化;与笔续盟,廿载可期……

一九八六年九月杪

第一章 皇帝的种种(1)

清朝自康熙年间发生夺嫡的纠纷以后,不建储位,成为定制;后来又建立了立贤不立长的制度。因此,每一个皇子都可能是未来的皇帝;也因此,皇帝的种种,须从出生写起。

关于妃嫔召幸,有好些有趣而不经的传说;既属不经,虽然有趣,我亦不便介绍。不过,皇后及有位号的妃嫔,各有固定的住所;皇帝某日宿于某处,或召某妃嫔至某处共度良宵,作为太监最高办事机构的“敬事房”必然“记档”,因而当妃嫔发觉怀孕时,可以查得受孕的日期。

妃嫔一经证实怀了孕,自有太医院的御医定期“请喜脉”,服安胎药;到得将次足月时,内务府就要“传妇差”了。首先是选“奶口”,其次是找稳婆,都由“上三旗包衣”的妻子中选取。

出生以后,由敬事房通知内务府记入“玉牒”。所谓“玉牒”者,即是皇室的家谱。爱新觉罗氏大别为两类:凡是太祖的子孙称“家室”;太祖兄弟的子孙称“觉罗”。腰带分黄、红两种,所以俗称家室为“黄带子”,觉罗为“红带子”。玉牒的封面,亦如其色,家室是黄色封面,觉罗是红色封面,不妨称之为黄簿、红簿。

皇子皇女当然记入黄簿,主要内容是性别、生母名氏、位号、第几胎、出生年月日时,还有收生稳婆的姓氏,以便出纠纷时可以追查。

然后是命名,时间早晚不一,有些出生未几即行夭折,既无名氏,亦未收入玉牒叙排行的,在康熙年间是常有之事。命名之制,至康熙皇长子胤禔出生,始有明文规定,上一字用“胤”,下一字用“示”字旁,由内阁选定偏僻之字,奏请朱笔圈定。需用偏僻字者,因为此皇子将来可能成为皇帝,便于臣民避讳。自康熙朝以后,命名字派如下:

一、雍正:上“胤”下“示”字旁。

二、乾隆:上“弘”下“日”字旁。

三、嘉庆:上“颙”下“玉”字旁。

四、道光:上“绵”下“竖心”旁。

五、咸丰:上“奕”下“言”字旁。

六、同治:上“载”下“三点水”旁。

七、光绪:同上。

八、宣统:上“溥”下“人”字旁。

至道光以后,有一不成文的规定:非帝系命名下一字,不用特定的偏旁。由此可知庆王奕劻之子载振与同治、光绪为兄弟,但不同祖;溥儒与溥仪为兄弟,且皆为道光的曾孙。——我请读者注意皇室的制度,就因为在细节上亦能显示若干情况,自有助于对清朝皇帝的深入了解。

皇子一到六岁,开始上学。读书之处名为“上书房”,在乾清门右面。书房很大,除皇子外,近支亲郡王之子,亦在此上学。上书房设“总师傅”一人,特简翰林出身的大学士或尚书充任;“师傅”若干人,亦非翰林不得任此差。入学时,皇子向师傅一揖,师傅立受。

除读汉文以外,皇子尚需学习“清书”,又称“国语”,即是满洲语文。教清书及骑射的都是满员,称为“谙达”或“俺答”,皆为满洲话的音译。满洲人管西席叫“教书匠”,所以对谙达的礼数远不及对师傅。不过教骑射特简一二品满员为“压马大臣”,等于谙达的首脑,主要的职司是负责习骑射时的安全措施。

清朝对皇子教育颇为看重,除特派近支亲贵“稽查上书房”以外,皇帝万几之暇,亦常至上书房巡视,或出题考课有奖有罚。所以清朝的皇子,一旦接奉大统,都能亲裁奏折。而尽心启迪的师傅,遇到得意门生而为天子,不但一世尊荣,而且会荫及子孙。因为皇帝为报答师门,对授业师傅的子孙,每每特加青眼。

由此可知,在上书房当师傅,必然希望自己的学生是皇位的继承者;甚至为学生设计,取得皇位。如杜受田之于咸丰,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道光末年,杜受田入值上书房,皇子受学者为文宗行四惇王行五恭王行六醇王行七。文宗居长,且为孝全成皇后所出,大位有归,自不待言;但文宗兄弟中,资质以皇六子奕为最佳,亦最得宣宗钟爱,因而不断在考虑,是否应该改变初衷,传位于奕。

这种意向渐渐外露,文宗颇以为忧。有一年四月间,宣宗携诸皇子行围——打猎。驾出前夕,杜受田问文宗:“四阿哥明天扈从行围,应有所自见?”

文宗答说:“是的。所以我最近勤练火器。”火器就是洋枪。

“四阿哥错了!只该立马静观,端枪不动。”

“请问师傅,这有说法吗”

“自然。”

杜受田秘密教导了一番,文宗心领神会,欣然称谢。及至到了围场,他如师傅之教,只静静看诸弟追奔逐北,将一管枪平放在马鞍上,始终不动。

“你怎么不下手”宣宗奇怪地问。

“回阿玛的话,时值初夏,百兽蕃育,獐兔怀孕的很多,打死了有伤天和。而且,儿子亦不愿跟弟弟们在这上头争一日之短长。”

宣宗一听这话,认为他有人君之度,立即打消了“易储”的念头,大为夸奖,说他是“仁人之心”,又说他“友爱”。凡此反应,都是杜受田预期一定会发生的效果。

文宗对杜受田的恩礼,亦可谓至矣尽矣。他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即位之初,即有上谕,杜受田赏加太子太保衔;杜父杜翮原任礼部侍郎,年逾八旬,赏头品顶戴、太子太保衔。杜受田三月由左都御史兼署吏部尚书,五月调刑部尚书,七月加二级,咸丰元年五月升协办大学士,管理礼部事务。

于此,我要顺便介绍“入阁拜相”的制度。清朝的内阁,至嘉道以后,形成定制,四大学士两协办,大致满汉各半。由尚书一升协办,即为“入阁拜相”,称谓与大学士相同,名为“中堂”。但协办升大学士容易,而尚书升协办较难,道理很简单:大学士缺多,协办缺少。通常在尚书这个阶段,回翔盘旋,总须十年八年之久,到得调任吏部尚书,方取得升协办大学士的资格。杜受田于道光二十四年由户部侍郎升左都,同年十二月升工部尚书,其间因故“夺俸二年”,不计年资;至咸丰元年五月升协办,实际年资不足五年,且由刑尚晋升,皆非寻常。

咸丰二年四月,杜受田奉命偕恭王的老丈人、福州将军桂良处理江苏、山东水灾以后的河工、漕运等事宜,殁于清江浦,文宗震悼,朱批遗疏云:“忆昔在书斋,日承清诲,铭切五中。自前岁懔承大宝,方冀赞让帷幄,谠论常闻;讵料永无晤对之期。十七年情怀,付于逝水。呜呼,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也!”遣词用字,别具深情。至于恤典之优隆,远轶常规。以协办照大学士例赐恤,自不足为奇;入祀贤良祠,亦不算例外;赠太师、谥文正,则非同等闲。更有一事,在汉大臣可谓异数,即灵柩准入京城治丧。

第一章 皇帝的种种(2)

杜受田是山东滨州人,其时因洪杨之乱,迎养老父,住在京师,所以杜受田灵柩须移京治丧。过去遇有此种情况,都是在城外找寺院停灵开吊,从无灵柩入京城之例。至于谥文正,上谕谓援嘉庆年间大学士朱珪之例——朱珪亦为帝师,当和珅用事时,仁宗亦颇受威胁,朱珪多方卫护,情事与杜受田相类。但经朱、杜二人创下例子,以后凡为帝师,皆有谥文正的可能。李鸿藻以为同治启蒙,得谥文正,犹有可说;至孙家鼐亦谥文正,则末世名器必滥,不足为贵。

当杜受田病殁时,杜翮年近九旬,犹住京邸,文宗为这位“太老师”设想,亦无微不至。当时杜受田长子杜翰,方任湖北学政;应该由在京的次子杜堮至清江浦迎灵,顾念杜堮须在京侍奉祖父,特命杜翰扶柩回京。对杜堮则赏加礼部尚书衔,以为慰藉;其后更赏食全俸。杜受田的三个孙子,均钦赐举人,准予一体会试。杜翰在道光二十九年以检讨放湖北学政,本是宣宗对杜受田的酬庸;及至丁忧服阕、补官升官的经历,在有清一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首先,以检讨放学政,便是异数。学政为“差使”,三年差满,回京复命,应该仍回本职。杜翰道光二十九年放湖北学政,当咸丰二年七月丁忧,亦正是差满之时。但丁忧守制,照例二十七个月方为“服阕”,而杜翰只守了一年的制,是由于其时匪氛方炽,以“墨绖从军”之例,如曾国藩便依此例“夺情”,奉旨领团练赴湘北剿贼。杜翰于咸丰三年十一月补右春坊右庶子,这是早在杜受田病殁时,恩诏中便许下的诺言。自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跃而为正五品詹事府的庶子,不止连升三级,是连升五级。

照正常的升迁程序,就算一帆风顺,毫无顿挫,自检讨至庶子,至少要越过了从六品赞善、正六品中允、从五品洗马道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起码要十年的工夫。

翰林为清贵之职,如果始终为文学侍从之臣,则自庶吉士“留馆”,二甲授职编修,三甲授职检讨,至正二品的内阁学士,内转侍郎,外放巡抚,可决其必将大用。但在翰林院的官职上,除状元特授“修撰”为正六品以外,编检皆为七品再上面便是从四品的“侍读”、“侍讲”,七品何能一升便到四品是故编检至相当年资,一定要出翰林院,其出路有三:一是外放知府;二是转“科道”成为言官;三仍是翰林,但必须转至詹事府。

詹事府为东宫官属,清朝自康熙以后,既不立储,詹事府便成赘疣;而所以保存者,即是为了翰林升迁必须有此人事上的渠道之故。

詹事府下设左右春坊,其职属有左右赞善,再上左右中允,再上左右庶子,庶子之上,便是詹事府的“堂官”,称为正詹事、少詹事,简称正詹、少詹。

赞善、中允都是六品,正合编检升任,因此编检出翰林院,而仍任清秘之职,称为“开坊”。当翰林“留馆”、“开坊”是两大关;但开坊以后,升至从五品的詹事府司经局洗马,又是一大关,因为洗马应升的官职为五品左右庶子、通政使参议、光禄寺少卿等,照吏部的则例,竞争者极多,而洗马往往落空,故有“一洗凡马万古空”之号。而翰林一当到庶子,则出路甚宽,熬到这一地步,亦有一句成语形容,名为“九转丹成”。转者,吏部授官“六班”中的“转班”之“转”。翰林开坊,由右转左,升一级再由右转左,如此转来转去,转够了年资,自然脱颖而出,故名为“九转丹成”。

京官一到五品,便具有“京堂”资格。“堂”者“堂官”现在的说法便是“首长”。京中各部院的官员,通归为两类:一类是“堂官”,包括正副首长在内,如各部满汉尚书、左右侍郎共六人,即称为“满汉六堂”;以下郎中、员外、主事等,通称为“司官”,因六部皆分司之故。

“京堂”虽可作“京官中的堂官”解释,但仅限于三品至五品,亦即“六部九卿”的“九卿”,如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通政使、詹事府、国子监等衙门的堂官。至于二品、三品的京官,又特成一个阶级,称为“卿贰”,“卿”是指大理寺正卿等三品京堂,“贰”是侍郎。位至卿贰,即意味着即将进入政治上的领导阶层了。

杜翰只当了一个月的右春坊右庶子,官符如火,又升迁了,而且这一升比由检讨升右庶子更为惊人——一跃而为卿贰,是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同时被派了三个差使:一是“办理巡防事宜”;二是“稽察中书科事务”;三是“文渊阁直阁”。第三个差使,使他成为内阁的实际负责人,因为协办大学士必在部,或在军机,不到内阁;大学士多在家颐养,无事不到内阁;内阁日常事务,多由“直阁”的内阁学士处理。

又不久,正式补为工部侍郎,同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际遇之隆,升迁之速,无与伦比。文宗之报答师恩,真可令人感动。但亦害了杜翰:牵涉在辛酉政变中,差点送掉性命。

辛酉政变的主角,一方面是慈禧、恭王及军机章京曹毓瑛等,一方面是肃顺、端华、载垣等所谓“三凶”及军机大臣。结果“三凶”被逮赐死,军机大臣穆荫、杜翰、焦佑瀛被罪,穆、焦二人充军,杜翰的罪名本与穆、焦相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亦因看在“杜师傅”的分上,“特谕革职,免其发遣”。

皇子在学期间,到了十六七岁便可“当差”了,通常是派“御前行走”,学习政事。及至成年封爵,在结婚时自立门户,称为“分府”。

清朝除“三藩”以外,异姓不王,所以凡封王必为皇子、皇孙。其爵四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唯一的例外是“国戚”,大多为蒙古科尔沁旗的博尔济吉特氏。这自然是有怀柔的作用在内的。

所谓“国戚”,是指公主夫家及太后、皇后的父亲及同胞兄弟而言,此外只算“椒房贵戚”而非“国戚”。因此乾隆孝贤皇后的内侄、大学士傅恒之子福康安封贝子,乃成异数。福康安“身被十三异数”,别有缘故,以后谈高宗时会提到,此处不赘。

亲王、郡王又分两种:一种是“世袭罔替”,一人封王,子子孙孙皆王,这就是“世袭罔替”,俗称“铁帽子王”;一种是“降封”,父为亲王,子为郡王,孙为贝勒,一代不如一代,直到“奉国将军”为止。

同是皇子,何人该封亲王,何人该封郡王,何人该封贝勒、贝子,大致决定于下列四个条件:

一、出身:所谓出身指其生母而言。世宗动辄谓皇八子胤禩“出身微贱”;同胞手足,何有此语?即因胤禩的生母良妃卫氏,来自“辛者库”。这个名词是满洲话的音译,实即明朝的“洗衣局”,专门收容旗籍重犯的眷属,操持打扫灌园等贱役。因为如此,胤禩在康熙时只封贝子;反而是雍正夺位之初,封此“出身微贱”的弟弟为廉亲王。

按:清朝的宫闱之制,皇后以下,有皇贵妃、贵妃、嫔、贵人,等等;大致生母为妃,而非由宫女逐渐晋升者,生子皆有封王的希望。

出身是主要条件,此外才干、爱憎、年龄是三个附带条件,配合是否得宜,决定封爵的高低。

成年的皇子一旦封爵,即须“分府”。分府先须“赐第”,或则旧府改用,或则新建。王府除了“世袭罔替”者外,一旦降封,必须缴回,由宗人府咨商工部另拨适当官屋,以供迁住;原来的王府,即指拨为新封的亲、郡王府。其规制皆有一定,不得逾越。

除了府第以外,分府时总要置办家具、陈设,需要一大笔款子,因此在分府时,须特赐一笔“钱程”。在康熙时定例是二十三万银子。怡亲王胤祥在康熙朝未领过这笔款,因此,我判断胤祥根本未曾受封,亦就未曾分府——圣祖崩逝时,胤祥方圈禁在宗人府,怡亲王乃雍正所封。

第一章 皇帝的种种(3)

皇子年长学成,为朝廷办事,大致可分为两种性质、四大类别。会典规定,可派皇子充任的职差为一种性质,非定制而出于特命为又一种性质。前者除少数特例外,一般而言,无足重轻;后者则可看出皇帝的意向,并大致可以测定其前途。

四大类别是:

一、恭代祭祀:中国的传统讲究礼治,一年到头,祀典不断。祀典分大祀、中祀、小祀。自明世宗更定后,相沿勿替,只有小幅度的修正。大祀应该皇帝亲祀,但以种种缘故,不克躬行,照会典规定,可特命亲郡王恭代。此是例行故事,无甚意义可言。但冬至南郊祭天,自雍正以后,格外重视,奉派恭代的皇子,被视为大命有归的暗示。

二、临时差遣:遇到某种情况,必须表示重视其事;或形式上应由皇帝亲裁时,临时差遣皇子办理。如赐祭大臣,常派皇子带领侍卫前往奠酒,即为一例。派出皇子的身份,常视被赐祭的对象而定,如杜受田灵柩到京,特派恭亲王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酒,足以显示对杜受田的恩礼特隆。

三、分担政务:康熙以前,原则上不使亲贵干政;皇八子胤禩曾一度奉派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则以胤禩特具事务长才,而内务府大臣只是管皇室的“家务”,与参国家机要者不同。

雍正得位,信任怡亲王胤祥、庄亲王胤禄,则以兄弟阋墙,非在骨肉中结党不足以残骨肉。及至乾隆即位,起初正如雍正之作风,但深知重用亲贵,一则有尾大不掉之危,再则有徇庇纵容之害,所以约束王子,不使与闻政事。嘉道亦大致如此;及至咸丰即位,因洪杨势炽,且恭王确有才具,一度使之掌军机,由此成例。而亲贵执政,弊多于利,已成定论,清朝之亡,未始不由此。

四、寄以专阃:清初亲贵从征,立功大小决定爵位高低,亲属关系的远近只于领兵多少有关系;兵多将众而不能克敌致果,只会受罚,不会被奖。因此,派出大将军寄以专阃,就理论而言是予以一个立功的机会,亦可说是一种考验。既能通过考验,又立了功劳,则选此人继承皇位,为理所当然之事。康熙在夺嫡纠纷以后,绝对禁止皇子结党争立,而晚年任皇十四子为大将军,用意在此。

谈到皇子成为皇帝,不能不先谈“大行皇帝”。皇帝驾崩,在未有尊谥、庙号以前,为别于“今上”,概称“大行皇帝”;皇太后、皇后亦然。中国的皇帝,暴崩的很多,或者由“不豫”至“大渐”,亦即起病至临危,往往只有两三天的工夫。夷考其故,皇帝玉食万方,营养过剩,加以起居及医药上的照料,至少是十分周到,所以诸如肺结核等慢性病极少发生,而高血压、心脏病则为恒见,这两种病,夺命皆速。所谓“暴崩”,不是脑充血,便是心肌梗塞;清朝有好几个皇帝即死于这两种病。

世宗可能顾虑到这种情况,仓促之间,口噤不能言,无由下达“末命”,岂非又起骨肉萧墙之祸?因此发明了一个皇位继承问题的特殊处理办法:亲自书写继承人之名,藏于乾清宫最高之处,即世祖御书“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另有一小银盒,内中亦书同样的朱谕,出巡时由贴身太监随身携带,以备变出不测时,仍能确知大位谁属。

一般而言,至大渐时,召继位皇子及顾命大臣至御榻前,口宣末命;驾崩后,继位的皇子既未登基,更无年号,而且天下臣民还不知道宫中“出大事”,但根据“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法则,既有遗命,不必柩前即位,即已自动成为嗣皇帝。顾命大臣、其他皇子以及宫眷、太监等,行大礼、改称呼,作为事实上承认皇帝的表示。

嗣皇帝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处理大行皇帝的遗体。清朝皇帝经常“住园”,夏天则至热河“避暑山庄”避暑;即便在宫内,自雍正以后亦住养心殿,不住乾清宫。主要的原因是,以满洲“祭于寝”的习俗,皇后所住的坤宁宫,经过改建,地下埋了两口大铁锅,每天后半夜煮两头猪祭神,中宫变成“沙锅居”,何能再住?

所以除大婚合卺之夕,一住坤宁宫东暖阁,以应故事之外,皇后从不住坤宁宫;这样一来,皇帝亦就不住乾清宫了。

但乾清宫毕竟是皇帝的正寝,所以不管康熙崩于畅春园,雍正崩于圆明园,乾隆崩于养性殿,嘉庆、咸丰崩于避暑山庄,道光、同治崩于养心殿,光绪崩于瀛台,皆奉遗体于乾清宫,在此大殓或行正式祭礼。

第二件要做的事,是遵奉遗命尊嫡母及生母为皇太后,再以奉太后懿旨的名义,以嫡福晋亦即所谓“元妃”为皇后。在此期间,处分重大事件,对外辄用“奉遗命”的字样,有关宫闱则用“奉懿旨”的字样。

接下来是颁遗诏又称“哀诏”;然后钦天监择日在太和殿行即位礼,礼毕颁“恩诏”,布告天下,新皇帝已经正式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