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因变老而日益壮大，未来缩小了。
——埃利亚斯·卡内蒂
高三那一年，老师告诉我们：“想要成绩好，就不能交朋友！你们看看有哪个状元是一下课就三五成群地待在一起的？”
他的话，成为我青春期孤僻、行为诡异的启蒙和理论支撑。我的高中同学后来形容我说：“每次看到你，你都塞了个破耳机听个破mp3在破路上走。”
我每天一个人走路，一个人马不停蹄地吃饭，一个人在学校超市采购。后来，就基本上断绝了和同学正常的言语沟通。也许是因为我老是听着耳机，别人经常滔滔不绝地对我说了一大串话我才意识到，拿下耳机十分无知又无良地问：“啊？”于是人们渐渐地就不怎么找我说话了。
于是，我就开始自己给自己写小纸条，老师只是规定要写上每天的学习任务，但是我一写就悲从中来，控制不住自己，中间还插播我编造出来的文学理论、人生哲理、课堂笑话和生活常识，比如“用手轻轻地击打后脑勺可以增进思维”……一张纸正反两面都写不下。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自习或者考试，我在做题的空隙抬头，看到无数埋得低低的头和突出的肩胛骨，总会有一阵莫名的悲愤的眩晕，有时候甚至突然气得两眼泛红，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感受，只是觉得简直太没天理了。
学校规定晚上11点熄灯，大多数人为了熬夜在学校外面租房子住，而我没有租房的条件，只能偷偷开着应急灯学习。学到凌晨3点钟，我经常会拎着应急灯在寝室楼里走来走去，一方面是睡不着，另一方面是想偷窥其他人的勤奋程度。2007年武汉的冬天前所未有的冷，我在寂静的走廊里逛来逛去，冻得瞬间没有知觉，隔了好久才有一阵通体导电般的刺痛。
凌晨3点钟，很多寝室还都透出光来，他们还在学习，学习。学习是不妥协的、严厉的。必须学习，不惜一切代价，而且没有幻想。学习一切，以及它的对立物。文言文宾语从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博斯普鲁斯海峡、苏联解体的表面原因直接原因间接原因历史原因根本原因……
在应急灯的照耀下，对面的墙上被投射出一个个巨大的黑的弯曲的侧影。
那一年留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饿，每时每刻都在觅食。上晚自习的时候，要是听见细微的撕开食品包装袋的声音，全班就会立刻万籁俱寂，所有人伸脖顾盼，看看是谁有了吃食。
我记得那个时候坐在我前面的男生有个保姆，每天傍晚给他送晚饭，有时饭菜不好吃，他只吃两口就晾在桌子上，菜香飘过来，我馋得全身阵阵虚脱。
这种“饿”多半还是心理上的。高三一年每天都处于恐惧忐忑之中，无论吃了多少东西，心里还是空落落的。在没有任何娱乐可能性的环境中，吃就成了唯一的消遣，考好了就大吃，考不好就狂吃。
所有的压抑和窒息都自己吞咽消化。面对庞大的审核关卡，人没有个人价值，只有整体价值。他的价值混在没有意识的人群之中，只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纯粹分数，取决于他身上增加了多少驯服温顺的成分。
在那一年，唯一动摇了高考绝对权威的事情，就是5·12汶川地震。地震发生之后，我们不被允许看地震的图片、录像还有新闻，害怕心情受影响。那时，老师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热点新闻和感人短文作为高考作文素材印发给我们，这长达五六页的材料，几乎就成了我们获知地震新闻的唯一途径。高三的我们仿佛被硕大无朋的箱子关住，只能从砰砰的敲击声大概猜测发生了
什么。
同学违背老师的要求，买了很多报道地震的报纸和杂志，上课压在课本底下看，下课传给同学看。仔细看过的同学，总是要恍惚片刻，慢慢才恢复过来，但是却永远无法彻底恢复。那是一种恐怖，你可以暂时忘记它，被解析几何、模考排名、录取资讯吸引过去，但是你总会回到那里，又让这种恐怖和悲悯成为所有思考的中轴线，因为它从未离开过我们，它是良知的经纬线。
2008年，青春的小起伏和国家大喜大悲的波动频率重叠交融，难舍难分。回想这近十年的青春，尽管有几多乏味与苍白，不能像聂鲁达一样说“我承认我历经沧桑”，但至少有这个难以忘怀的尾巴，让这段“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承平岁月不至于太过相形见绌。
2009年，遭遇了经济危机，不知道又有多少人的青春会因此缩一点水，短一点斤两，打一点折扣，在严峻现实逼迫的注视下，青春的不切实际好像有点太过奢侈了。
我想起鲁文·达里奥讲过一个寓言，故事说的是伊甸园里，有一株最美丽的玫瑰，有一天魔鬼对她说：“你的确很美，不过……你没有用。你看看对生灵有所贡献的大树，玫瑰啊，美丽是不够的……”
于是玫瑰——像夏娃一样受了诱惑——一心想变得有用。她去请求上帝：“您能把我变得有用吗？”
上帝回答道：“如你所愿，我的孩子。”
就这样，世界上有了第一颗卷心菜。
青春这个大园子，有点美丽，有点诱惑，有点危险，就是没有用。但若是全拔了无用的劳什子，改种饱腹的卷心菜，伊甸园变成菜园子，未免也太可惜了。
2009年9月
附记：
这篇文章是为《新周刊》的建国50年特刊《青春——从新中国到新新中国六代人的青春影像》所作。那期刊物，邀请了王蒙书写50年代的青春、陈丹青写70年代的青春等，我所代表的是1999—2009年代的青春。
比较各个年代的青春，最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一代的青春，是没有什么共同记忆的。50年代有激情岁月，60年代有饥馑动乱，70年代有上山下乡，80年代有思想激荡……到新千年，我试图提炼一代人的共同情感，却发现青春只是散落凌乱的个人记忆。
这篇文章发表几个月后，在一节心理学的选修课上，我的老师把这篇文章作为课后的阅读材料发给我和同学们阅读。大概不是因为写得多好，而是系统总结这一代人心理状态的文章太少吧。
我为什么不敢“留点余地”
有这么一个残忍的故事。
日本有个长跑选手叫做圆谷幸吉，他童年和少年时就跑遍了自己家乡所有的道路，1964年，当日本主办奥运会的时候，圆谷幸吉被选作国家队的选手，参加马拉松比赛。
训练的日子里，他每天清晨喝一杯茶就出门跑步。他跑遍了各种地形、各种天气、各种白天和黑夜。在他的脑海里，他排练了千万次加速、冲刺、夺冠的过程，每次想想就令他更兴奋。
比赛当天的早晨，他照例平静地喝了一杯茶出门比赛，他像已经多次完美做过的那样冲出去。他的双腿受过最严苛的训练，其他的选手非常难跟上这个人形火车头的节奏，半程过后，他的胜利已经非常明显。可是不知不觉地，一个叫阿比比·比基拉的人加快了频率和步伐，在距离体育场三公里的地方超越了圆谷，最后一百米的时候，圆谷幸吉看到另一个对手超越了自己。他想加快速度，进行过严格编制设定的心脏、肌肉、骨头却拒绝了额外的任务。
圆谷幸吉只得了第三名，他向所有国民鞠躬道歉，保证在下一次墨西哥城奥运会上雪耻。决赛后的第二天，圆谷早晨喝了一杯茶，平静地做了准备活动，穿上了跑鞋，再次出发。他跑在无数次借用的场地上，跑过一个个季节，仿佛不知疲倦。但是不知不觉地，他跑的距离越来越短，他越来越面无表情，每一天都在盗窃他的力量，每一步都在加重他灵魂的负担。
终于有一天早上，圆谷幸吉没有从他家出来，第二天没有，之后也没有。整个街区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变化。后来，圆谷幸吉的家被人撬开，他的运动服仔细地叠好放在地上，我们的长跑运动员倒在自己的马拉松鞋旁边。他用刮胡刀片切开了自己的颈动脉，刀片还在手上，在他的桌子上，放着他的遗书：
“父亲、母亲大人：在这三天吃的山药很好吃，柿饼、糯米糕也非常好吃。敏雄哥哥、嫂子：你们的寿司很好吃。岩哥和嫂子：你们的紫苏饭和南蛮咸菜好吃极了。喜久造哥哥、嫂子：你们带来的葡萄汁和养命酒非常好喝，我还要感谢你们经常为我洗洗涮涮……”
圆谷的确是那么美好而诚实，哀动人心。圆谷幸吉的遗书却是我看过最真诚动人的，他记叙的全是对父母哥嫂小恩小惠的感谢，一字一句全是缠绵，全是对俗世絮絮叨叨的留恋。最后，他还是决绝地逼自己做出挥别的手势，圆谷幸吉在遗书里写道：
“我累了，再也跑不动了。”
这是个悲剧故事，却也是个关于勇气的故事。我喜欢它的收梢。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勇敢地朝内心喊话——“我再也跑不动。”
不想再跑了，虽然路不长，不过是从摇篮到坟墓这段短短的路程。除开道路本身，我们没有其他的目的地，我们除了老在途中，也没有什么其他选择。所以，是走还是停，是快还是慢，是我们仅剩的能够决定的事情。
一直以来，我最羡慕的都是这段路上的慢行者，静止的人——无事此静坐，一日当两日。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换言之，做一个自由的人，心不为形役，形也不为心役，坐拥一整块无人的疆域。
然而，我属于这一代人，在最惨厉的优胜劣汰的社会系统中成长的一代。从幼儿园玩抢凳子的游戏开始，我们就深吸一口气铆足了劲，随时准备推开旁边的人，从小到大，我们只知道一件事：社会只分输家赢家，而没有弃权家。
这个社会已无旁观者，已无局外人，悠闲静坐的人要么被消灭，要么站起身来做出起跑的姿态。这个社会制定了新的游戏规则，更严格的游戏规则，不再允许有人弃权，有人拒不起跑。
也就是那时，我发现自己也步入了圆谷幸吉的跑道，永远跑在自我训练的途中，永远跑在全是对手的竞争里。
于是，没有余地。
为什么要留余地？或者，用更年轻的姿态来重述这句话——凭什么要留余地？
因为啊因为，余地是生存之余仅剩的奢侈品。
如果人生是圆谷幸吉的奥运赛场的话，余地就是跑在前面的人与跑在后面的人之间的那段差距，且全归前者享有，也许有几公里——这几公里的余地，让前者可以东张西望看看人世苦乐和人的内心情调，可以走神想想美术音乐政治这些不切实际的事，可以岔路到旁边花园的小径去摘好些美丽无用的花；也许只有几米——那也足够稍微喘息歇气，短暂补充漫长机械运动带来的心灵饥饿。
但是这余地却不取决于自己的计划和选择，而全取决于这变动的距离。当后面的人像阿比比·比基拉一样逐渐追赶上来，差距减小，前面的人的余地也就越来越狭窄，直到被后面的人追上来，余地变为负数，成为负债，心灵变成一块还不起房贷的住所。
余地那么奢侈，那么奢侈，奢侈得让人争先恐后地抢占。可是，它也那么无用，无用得让人争先恐后地消灭。这个余地指的是你内心的闲置土地，一个白日梦，一个明知走不通却仍要走的小径，一个青春专属的低级错误，一段除了回忆什么也增加不了的轻狂，一切不能被称为“资本”的东西，一切不能使你加速而获胜的东西，这些都是内心的闲置土地——它们变得无用，甚至是个负担，必须自行销毁，越早越好。
为什么？因为已容不下，那一块你偷偷攒下的土地，地上曾插着的绣有你名字标识所有权的小旗子已被拔掉，换上“违章建筑”的标识。转瞬之间，即被强拆；再转瞬，已盖上其他选手的厂房。
凭什么要留余地？这一代精明的年轻人已不会再做这样的蠢事，你闲置的空地就是别人的建筑用地，你的余地就是别人的生存空间。世上哪有这么不划算的买卖？
从前英国诗人史蒂文森有句诗说：“财富我不要，希望、爱情、知己的朋友，我也不要，我所要的只是上面的青天同脚下的道路。”现在的人恐怕不会尾随，只会说：“那你不要的都给我吧。”
所以，我说自己不敢“留点余地”，这话恐怕也可笑，因为哪里轮得到我决定？我刚刚看到了一篇报道，讲的是北京CBD东扩，二十余处艺术园区在内的各类旧有建筑，在未来三年内，会被一座 “朝阳新城”取代。艺术家们正在艰苦地呼吁，艰苦地维权，微弱地呼唤：“留点余地！”
难道是真的再悲哀不过的宿命？所有的余地都会变成跑道，参赛选手越来越多，无数个圆谷幸吉正在进入赛道。
这轮赛跑的确会有名次，有奖励，但是永远不会有终点。这轮赛跑有领先的人，但是不会有获胜的人。别忘了，所有的人都是圆谷幸吉，只不过是不同赛程中的他。所谓“成功者”只是还未被超过的圆谷幸吉，“精英”和“领袖”是赛完一场尚属优秀的圆谷幸吉，失败者losers是不再有动力、也没有夺冠的希望，却必须靠着惯性和压力不断向前摆动双腿的人。
我不敢给自己留点余地，我甚至不敢小声再小声地对自己说：“我累了，我不想再继续跑了。”
2010年2月
附记：
这篇文章是为《SOHO小报》所写的命题作文，那期的主题叫做《留点余地》。当时的我仍在大学带给我的震荡当中，这种震荡来自：我觉得自己是要被社会淘汰的一类人。
在学校的，无论毕业的，还是没毕业的，只有两类人：Winner和Loser。这是成功学的社会氛围下最简单粗暴的产物。“这点收入在北京怎么活啊？”Winner总是这样问Loser。
如今毕业一年了，成功学也在解构。“Loser”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叫“屌丝”，“屌丝”听起来没有那么尖锐刺耳，有点自嘲，有点精神胜利法，有点自甘落后。
世界变了么？其实并没有。社会看起来是仇富的，但仇富的本质是仇穷，权利和钱仍是仅有的被认可的追逐目标。身为屌丝，向往的仍然是逆袭的故事。
三十未立，二十而蹲
我认识这样一个长辈，长得德高望重，和年轻人聊天的时候更是高深莫测到令人发毛，前辈总是点一根烟把面目隐在烟雾中，眼睛斜着半开半闭。可想而知，坐在对面的人是多么的惶恐啊。小年轻们前倾着身体哇啦哇啦说个不停，简直要掏尽平生所学。若是讨好成功，这长辈就会沉吟良久，过了好半天才给出终极褒奖——“我觉得你不像个80后。”
这是从他那里能得到的最高评价，妙就妙在这个句子是个半开放的命题，所有人都能自行意淫出后半句——“我觉得你不像个80后，你这么有见识！”“我觉得你不像个80后，你这么理想主义浪漫情操！”“我觉得你不像个80后，你这么天下兴亡为己任，出类拔萃百兽震惶！”
这个夸奖让所有被拽出80后团体的年轻人脚踩云端，得意四顾。我获此美誉，立刻骄矜又谄媚地连连点头：“确实确实，大家都这么说，80后，啧啧，哼哼……”这个万能百搭又高端的夸奖，甚至被我立刻现学现卖，转脸儿就德高望重地当做重礼转赠90后：“我觉得你简直不像个90后。”
后来和这位长辈接触多了，发现他逢人就夸对方不像80后，心下有些疑惑：80后成了一个神秘的地下组织，江湖上流传着它的传说，可谁都没见过，见迎面走来疑犯就只能仔细端倪辨认半天，才像海关安检一样挥手大赦：“这个不是。”
我1989年出生，年龄尴尬，代际模糊。只能写写我周围人的成长群像。
我高中之前一直待在湖北的一个二线城市，鸡犬相闻，和所有的同学都有着千丝万缕的世交关系。小时候大家都差不多，这几年我再回家，就觉得大家已经不太一样了。我的小学初中同学大都没离开过这小城，也再难离开。我们大多数都是铁路系统的子弟，他们的未来大抵也都拴在铁路上，他们所有的恐惧和自尊，和区区所有也都勾勾连连地捆绑在铁路制服里，从父辈的手上接过，在适当的时候传给下一代。这就是所有终极神话的壁画：一小块地，四壁之房，悬挂的铁黑色制服。
我假期回去和我小时候的同学聚会，他们中比较幸运、有背景有关系的一部分人已经工作了，谈到将来就是骂骂咧咧。我只能讪讪地劝他们知足为乐，先别考虑这么现实的问题，还是抓紧时间享受青春。我的同学给我很怪异而无言的眼神，我才觉得自己的虚伪，他们青春仅存的遗物只是戏谑冷笑的面孔，而内心已自视为泥土，早就把身体平摊成一块让人踩踏的土地。
我高中上的是所谓贵族高中，按一些老人家的说法是“自私狭隘消费主义”，按另一些不太老的人家的说法是“个性飞扬张扬自我”。他们从高中起就在研究围巾的101种系法，研究韩国人，而现在则研究美国的贝弗利山庄。有时候和他们聊天，当QQ表情用完的时候就是我们词穷的时候，他们对人的形容词贫乏到只有“范儿”这么一个音节。当然，也不是都没有文化，也有的是文艺女青年——口头禅是“我还是个孩子”“瘦不到80斤去死”。
有时候稍微聊到一些国事，我的同学会稍微有点埋怨：“你干嘛要聊这些不开心的事呢？”然后，又申辩自己并不是完全莫谈国事，自称一只草泥马，笑骂几句亚克西。
如果说我小学和初中的同学几乎没有过青春，那我高中的同学就一路撒丫子年轻，在青春的跑道上跑了一圈一圈又一圈，跑完一轮另起一行从头再来，逃避着终将成熟这件事，拒绝进入更大的跑道。
我的大学同学，他们是心智生产和恶斗程序的胜出者，是教育的脑力工厂量产的产物，是即将同“板结社会”搏杀的新参赛选手。
我周围有同学从大一就开始看房价，每天一起床就像华尔街的巨头一样研究报纸，看房价走势，计算将来工作之后，日薪甚至时薪是多少，才能供得起一所房子。他四处展示算出来的骇然惨烈的数字，吓哭了许多人。
更多的同学没有那么胆小，他们是蚁族里也要争当蚁王的一群人。努力，上进，参加各种竞选，永争各种名额，推七搡八，抢来各种大大小小的粮食，屯在自己目之所及的地方，看管好，当做资本——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过程原来叫“奋斗”。
这就是奋斗？我们只能笑道：“好吧，这也算奋斗。”自然不能同五四相比了，从五四以来，几乎每个世代的成人礼，都是由时代完成的：天地玄黄，时代巨变，少年人或是被一把丢入，或是主动勇闯成年人的世界——一个凶残野蛮的世界，一个满是巨灵邪灵和国家机器的世界。
而如今，也许是史无前例的，稳定盛世下，没有时代替年轻人完成成人礼。三十而立，立的也不过是安身立命的立；全副武装，对抗的不过是不断攀升的房价走势。
古人说三十而立，说明三十岁已经是很关键决绝的岁数了。三十岁，已经决定了后半生定格的形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古人寿命短，所以生命周期都压缩加速，反正我周围的80后，都仍保持着“二十而蹲”的姿势，他们将立未立，下一个动作还暧昧未卜，不知道会昂然地顶天立地，还是会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2010年5月
附记：
这篇文章是约稿。
那些参选人大代表的大学生
小金的名字很特别，搜遍整个中文网络，没有同名同姓的人，因此他的父母养成了一个习惯，每隔两三天就会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父母的心态是出于担惊受怕，生怕他又捣鼓出什么让人不放心的东西来。
小金要参选人大代表的事，就是父母搜索的时候发现的。他们发现了他在网上发的一篇竞选宣言。
他把竞选宣言发表在人人网上，还在读大学的他，文章成熟而不失慷慨：
在今天这个社会戾气已经高度发酵，“改革已死”的绝望情绪已经开始在许多人心中蔓延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参选人大代表？
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责无旁贷。
有人说，你们参选人大代表能改变什么？我说，我们改变的是人心。
今天，我们并不求当选，我们求的是表达。我们不求能成为剧院里的主角，但是至少要做一个成功的小丑。
……
是的，我相信我们会遇到困难和阻碍，但是我相信我们也一定会收获更多的鲜花和掌声。我们没有理由悲观，也没有资格悲观，我们只能义无反顾。
文章被阅读了将近三千次，分享了一千两百多次。留言的都是同龄大学生们，一半是说：“加油！”“这个要顶！”剩下的，又有一半是泼些善意的冷水，说他做梦，说近代史上未有选票里出政权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