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欧洲/看世纪末向你走来 作者:龙应台

给我一个中国娃娃

 

走出法兰克福机场,迎面而来一对操美国英语的黑人夫妇,牵着个两三岁的小
女孩。黑人的小孩特别可爱,眼前这个小把戏也不例外:皮肤黑漆发亮,眼睛很大,
黑白分明的瞳孔中透着清纯的稚气。鬈曲油亮的辫子在头顶上一晃一晃的。

正要擦身而过,瞥见小女孩一手紧紧搂在前胸的洋娃娃;啊,是个黑娃娃!黑
漆发亮的脸,黑漆发亮的头发,绣花的袖子里伸出黑漆发亮的小手。

从来没见过黑的洋娃娃,所以稍稍吃了一惊。小女孩回眸望了我一眼,娇爱地
微笑了一下,逐渐远去。我开始领悟到自己的吃惊包含了多少愚昧:黑头发、黑眼
睛、黑皮肤的孩子,为什么要玩金头发、蓝眼睛、白皮肤的娃娃?小孩抱娃娃,往
往是一种自我的投射,黑孩子玩黑娃娃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却吃了一惊。

如果看见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孩子玩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黑发黑眼
睛的娃娃,我是不是也要觉得讶异呢?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国娃娃。站在玻
璃柜上穿罗戴玉的王昭君或舞姿娉婷的美女,都是僵硬而易损的,只供观赏;让孩
子抱在怀里又亲又咬又揉搓的,都是“洋”娃娃,蓝色的眼睛一眨一眨的。

嘿,这是个国际多元化的世界,玩外国娃娃没什么不对。我也同意,可是,如
果只是国际多元的现象,为什么我们的孩子没有黑人娃娃、印第安娃娃、埃及娃娃,
而是清一色的白种娃娃?再说,在开拓到外国娃娃之前,总要先有自己的娃娃。黑
发黄肤的小女孩在“家家酒”中扮演妈妈,她爱抚的“婴儿”却跟自己一点也不像,
不免令人沉思:中国的娃娃到哪里去了?

现代的中国人认为西方人比较漂亮,我们对自己的认可也变成深目、隆鼻、丰
乳、长腿的追求。以少女为对象的杂志,每一页都是金发的模特儿。我们的孩子上
美术课,信手画出来的人像,一个一个赫然是西方人的脸型。把这些迹象整合起来
观察,中国孩子抱“洋”娃娃的现象。就不是那么单纯了。

有一回在台北市坐计程车。长得横眉竖目的司机闷声不响,很严肃的神情,猛
然一个大转弯,他却失声大叫:

“你看,你看,街角那四只……”声音里充满兴奋。

四只什么?狗吗?我转头探看,看不见什么。司机继续说:

“哇,有够大只!又那么黑,暗时睹到会惊死人!”

他指的,原来是四个正在等红绿灯的黑人。

种族歧视绝对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中国的大汉民族要搞起歧视来,比谁都不差。
不同的是,以前,我们自认是最优秀的民族,异族非番即蛮。现在,我们接纳了白
种人的世界观:先进的白人高高在上,肤色越深,层次越低。中国人自己,就在白
黑两极之间。

对于白人,我们或者谄媚,或者排斥;对于黑人,那位计程车司机的心态相当
典型。对于肤色与自己不相上下的其他亚洲人,我们没有兴趣——有谁谈印尼的文
学?有谁注意印度的发展?但是,一旦西方人开始“炒”印尼文学,或印度的发展,
我们马上就会跟进。你相信吗?

美国的黑人也是经过许多年的挣扎,才赢得今天还不算十分坚强的民族自尊。
有思考力的黑人经过无数的反省、质疑、追求,才发出“黑就是美”的呐喊;是这
声觉醒的呐喊,使法兰克福机场的那个黑女孩手里拥抱着一个和自己一样黑的黑娃
娃。中国在西方的阴影下生活了很久,但是今天的台湾似乎已经开始有足够的知识
与智慧去抗拒这个巨大的阴影:对于现行价值观的重新检阅、反省,应该是建立民
族自尊的第一步。

给我们的孩子一个中国娃娃吧!

 

清道夫的秩序

 

清道夫

 

有一年冬天,清晨五点,我们的车子在漫天冰雪中小心地摸索,赶往法兰克福
机场。落了一晚的雪,清晨才停,整个世界一片蒙蒙的灰白。松树支撑着厚厚一层
白雪,沉甸甸地低垂下来,

用僵硬的冰手抹抹结霜的玻璃,看得清楚一点。古老的小镇在雪的覆盖下沉睡。
人行道上却有一个孤单的人正在铲雪;很用劲的,弯腰铲起一把雪,抛在小路的两
边,一铲又一铲,他的鼻子前一股白气。

这么早就起来工作了?我想着。他的脚前是几寸高的白雪,他的脚后却是一段
干净的路面,窄窄的,刚好让一个人走路。

绿灯亮了,我们的车子就沿着他背后已经铲过的小路前进;一直到远离了小镇,
进入了荒野,再回头,我突然醒悟到那条铲过的人行道有多么长,从红绿灯处一直
绵延到小镇与荒野的交界。一铲又一铲的白雪,那么,我不禁问自己:那个人从几
点钟开始工作的呢?

这个铲雪的人,用中国话来说,是个“清道夫”。没有人要求他提早三个小时
上工,但是昨晚落了一场大雪,他如果不三更半夜就开始铲雪,第二天清晨上班的
人们、上学的小孩,就必须在极深的雪中跋涉。

清晨六点,他已经清出了很长的一条干净的小路。他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他
有多高的收入?是什么信念使他在天寒地冻的凌晨时刻做他分外的苦工?或者,他
认为他只是在尽力把分内的工作做得完美?

 

秩 序

 

高速公路上堵车。大概又是车祸。讲究秩序与条理的德国人在公路上却追求自
由放任;因为没有时速限制,一辆比一辆开得快,赛车似的,但是一撞,也就一辆
撞进一辆。一两百公里的速度下肇成的车祸,不是死亡就是严重的残废。

一寸一寸地往前移动,慢得令人不耐,但是没有任何车子脱队超前。近乎平行
的交流道上也塞满了车,也是一寸一寸地移动。二十分钟之后,我们的车熬到了与
交流道交会的路口,我才猛然发觉这两条路上的车子是怎么样一寸一寸移动的:在
交口的地方,主线前进一辆,交流道接着吐进一辆,然后又轮到主线的车,然后是
交流道的车……像拉练似地缝合,左一辆、右一辆、左一辆、右一辆,而后所有的
车都开始奔驰起来。

这样的社会秩序来自一种群体的默契。不需要警察的监视,不需要罚规的恐吓,
不需要红绿灯的指示,每一个人都遵守着同一个“你先我后”的原则,而这又是非
常简单的原则:秩序,是唯——能使大家都获得应有利益的方法。

很简单的原则,很基本的默契,但是这种个人与群体的默契从什么时候开始有
的呢?

 

罢 视

 

巴伐利亚匹兹堡的一万四千个居民决定“罢视”;整整一星期不打开电视。镇
公所安排了露天音乐会、爬山、晚会等等,让人们消遣。

这有什么了不起吗?有。首先,小镇居民表现了对大众文化反省批判的能力;
电视,就许多方面来说,和尼古丁、酒精、大麻烟一样控制人的心智。更难得的,
是居民竟然能够将这种批判诉诸行动,集体来封锁电视。当一个人抱怨电视节目水
准低落、他只是,个可有可无的个人,当一万四千个人起而“罢视”,就变成电视
企业不敢轻视的力量,这个力量因而保障了渺小的个人,给予他尊严。

台湾的电视观众在咒骂之余,有没有这一万四千个人的果决呢?


番 薯

 

洋葱、花菜、胡萝卜、青椒……一篮一篮蔬菜水洗过的青翠。我拎起一个沾了
土的番薯,心里一阵喜悦:十个月大的孩子今天将吃他生命中第一口番薯,世界上
有这么多甜美的东西等着他一件一件去发现,真好——

“你们怎么处理番薯的?”有人在背后问我。

是个五十几岁的妇人,带着谦和的微笑。不等我回答,又继续说:“我只会放
在水里煮一煮.你们东方人一定有比较高明的吃法……”

也许,但是我这个东方人只会把番薯丢在水里煮一煮。实话实说,她显得相当
失望。

站在人行道上,苏黎世的阳光,到了十一月居然还是暖暖的。手里拎着一只番
薯,跟这个妇人说话。

“我是以色列人,在苏黎世住二十几年了。不,我不喜欢瑞士!”

不喜欢这个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国度?为什么?

“工业高度的发展,环境都被破坏了,你看,树也被砍了,草原上盖房子,大
自然愈缩愈小……”

她抱怨着,我心里在说:妇人,你简直人在福中不知福,在瑞士说环境污染?
我看到的湖,清得可以数水中的水草石头,雪白的天鹅、黑色的野鸭在雾中若隐若
现,栗子落进湖里几声滴答。我看到一里又一里的草原,草原边有郁郁的森林,林
中有潮湿长着果莓的小径。苹果树扎根在草坡上,熟透的红苹果滚下坡来,被花白
的乳牛蹄子踩碎。牛脖子上的铃铛在风里叮当叮当传得老远。

而她在抱怨大自然的破坏?

“我比较向往你们中国;人与大自然和谐的共存,尊敬大自然,体认人的渺小
……”

我忍不住笑起来。又是一个向往东方文明的西方人!她大概在书店里买了两本
封面优雅的介绍东方哲学的书,用空灵的画与空灵的文字谈禅家、说老庄。她怎么
不知道哲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呢?或者曾经有个中国人热切地告诉她,中国是如何
如何地与天地为一体,她显然不知道洞庭湖三十年来缩小了一半,也不知道这五年
来,中国大陆的森林面积每年减少两千多万亩,更不知道台湾的人日日在呼吸污染
的空气,在几近“死亡”的河流中捕捉含金属的鱼;山林缺少水土保持,年年闹水
灾……

“我也不喜欢瑞士人的物质主义,一心一意只是钱、钱、钱。有了钱要赚更多
的钱,有了大房子要买更大的房子。他们根本忘记了如何简单地去生活。你们中国
人就不会这么功利,你们比较讲究精神性灵上的追求,对不对?”

对不对?望着她热切的眼睛,我尴尬着不知说什么好。

“而且,在瑞士,人的心很冷,人与人的距离很远。每个人都守着自己美丽的
房子、昂贵的汽车、漂亮的花园,可是人与人之间没有温情,房子越大,人越寂寞。
你们中国人很讲感情的,不是吗?”

“是的。”我很肯定地回答,她开心地笑了。可是,我没有办法对她解释中国
人与瑞士人一个重要的不同:中国人对“自己人”讲感情、重道义,对陌生人却可
以轻易践踏。挤车时用肘把别人推开、停车时堵住别人的车子、垃圾倒在别人的墙
角下,害的都是不认识的陌生人。一旦是“自己人”,他却会热情地给你各种优待,
让你不排队可以买到票,使你不挂号可以看医生,不交钱可以成会员等等。瑞士人
或许对“自己人”非常冷漠,但他们对“陌生人”却显得相当“温情”;我若牵着
幼儿的手出去,一副“妇孺状”,一路上不断有人帮我开门、关门、提菜篮、推婴
儿车;连公共汽车都会在开动之后又特别为我停下来。

“住上几年你就会知道,”妇人握着我的手道别,“瑞士实在不可爱!你一定
会想念中国的。”

我已经在想念中国了,可是我想念的中国不是她包装精美的东方幻想国,而是
一个一身病痛但生命力强韧的地方。

拎着番薯回家,要放在水里煮一煮。


想念草地郎

 

如果闭着靥眼睛让天方夜谭的神毯带你飞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就在市集中让你
降落;睁开眼,你如何分辨这究竟是个已开发先进国,还是个所谓的“开发中”国
家?

很简单,你说。先看房屋建筑。如果是光洁照人的高楼大厦,屋与屋之间有雅
致的绿地庭园,这大概是先进国。再看道路,如果路面铺得密实平整,人行道上每
几步就有株树,每个街角都有街灯,这大概是先进国。在路上跑的东西,如果大多
是四个轮子的车辆,在十字路口凭着交通标志整齐地来来往往,这大概是个先进国。

相反的,如果映入眼帘的是草篷木桩搭凑起来的住屋,道路上一步一个水坑,
泥泞满地,路上挤满了二、三、四个轮子拼凑而成的交通工具,牛羊猪马与骆驼在
人与车之间穿梭,牛鸣与喇叭震得耳根发麻:这,当然是个“开发中”国家。

但是这些表象的指标不可靠。你可以凑巧降落在香蕉共和国国王的官邸前面;
国王以救济灾民为名目向联合国借了两亿美元,用这两亿美元在你面前建了一整排
光洁照人的高楼大厦,铺了一条宽大平坦的柏油路,从他家门口直达飞机场,方便
他在政变时顺利出国。制服英挺的警察站在路中心指挥交通,猪马牛羊若闯入这个
区域格杀勿论。你,很容易被骗的。

所以你开始观察细节。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个小时。如果你撑着
伞溜达,一阵,发觉裤角虽湿却不肮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
表示地下排水系统与都市计划配合得相当密切,这大概是个先进国家。如果一场大
雨使你全身泞泥,汽车轮子陷在路坑里,积水盈尺,店家的茶壶头梳漂到街心来,
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锅子捞鱼,这大概是个“开发中”国家——它或许有钱建造高楼
大厦,却还没有心力去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你要等一场
大雨才看出真面目来。

那么,如果香蕉共和国也添了下水道呢?你如何分辨先进与不先进?最好的办
法是去办件事情。你来自天方夜谭,算是外国人入境居留,所以到户政机关、警察
局、外交部几个衙门去跑一趟。如果你发觉柜台前排队的人很少,柜台后办事的人
很和气,办事的手续很简单,两个小时就办好了所有的证件,这,大概是个先进国。
倒过来,如果人多得你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每个窗口都挤着一团冒热气的人肉,每
个人都努力把手肘往外顶着,像一只蚱蜢,保护自己眼前一点点地盘;如果好不容
易你喘着气到达了窗口,里面的人翻翻白眼说:“天方夜谭来的到一号窗口去!”
而你刚刚才从一号窗口过来;如果在填了两个小时表格,黏了二十张两时半身脱帽
照片、跑了三个衙门之后,你发觉你所领的证件有效期只有两个月,六十天之后又
要从头来起……对,这八成是个不怎么先进的“开发中”国家。

如果你惧怕办手续的炼狱,比较轻松的,你可以搭一趟公共汽车,最好是那种
来往于城市与乡间的客运。车次频繁,人人有座位,当然是一个迹象,但是仔细端
详车中的人……如果乘客大多衣装整齐,彼此见面时或点头、或握手、或微笑,交
谈时轻声细语,让座给老弱妇孺……不管是大学教授或是农夫、杂货店的小厮或是
美容店洗发的小姐,个个都那样彬彬有礼,看不出阶级的差别来,这,大概也是个
先进国。

我每天早晨搭车到苏黎世的市中心,每天早晨在车里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看不
出阶级的、彬彬有礼的人——我发觉自己对他们有说不出的厌倦,厌倦他们有教养
的微笑、有教养的低声说话、有教养地说“对不起”、“谢谢”、“再见”。我渴
望见到一个不知“教养”为何物的草地郎,赤着粗大的脚,拎着一个花布包袱,腋
下挟着一只咯咯挣扎的肥母鸡;看到街上的熟人忙不迭地伸出半个身子快活地大声
叫唤,笑的时候,露出闪亮亮的金牙;打了哈欠之后,一歪头就呼呼大睡,发出很
没有教养的鼾声。

如果在一车彬彬有礼的人群中你发觉几十个这样的草地郎,那个国度大概就不
是所谓的先进国了。他所暗示的是城乡的距离——经济上、教育上、生活水准上的
种种差异。我对草地郎的眷恋,是一种罗曼蒂克的念旧情怀,与现实有很大的矛盾。
要保有这样的乡土人物,意味着保有他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意味着保有泥泞的
道路、积水的市区、拥挤的衙门、浪费生命的繁文缛节。而落后,真正生活在其中,
就一点也不罗曼蒂克。人所要追求的,应该是一个高度开发却又不失人的原始气息
的社会吧?是不是只有天方夜谭里才有呢?


烧死一只大螃蟹

 

来到雾气浮动的湖边,对岸的白桦树林浓雾覆盖,整个都不见了。隐隐约约中
似乎有一个白点破雾而来,无声的,渐行渐近,向湖滨飘来。

从浓雾里冒出来的,原来是一只天鹅,一身雪白丰润的羽毛,上了岸来,用黑
色的眼珠瞄了我们一眼;修长优美的脖子往后一伸,将粉红色的嘴巴塞进翅膀羽毛
里,像盖了被子一样;这只天鹅,两只蹼插进沙里,就在湖边打起盹来。

十个月大的儿子满脸惊诧,圆圆的眼睛一眨都不眨地瞪着这个比自己还高大的
会动的东西;好像呼吸都停止了,然后用肥肥的手指着在打磕睡的天鹅,回头对我
说:“妈妈,鸡!”

我点点头,说:“对,鸡!”小小的脑袋,认得出眼前这个东西有一对翅膀、
两只脚、一身毛,而把它归类为“鸡”,实在已经是不得了的大智慧,我不需要急
着纠正他;反正天鹅也只是一种鹅,鹅,也不过是比较优雅的鸡吧?!我不急,因
为这个湖会一直在那,每天清晨在雾中醒来;这只天鹅,也会一直在那,涉水而来,
在沙上小睡。我可以每天牵着孩子的手来看天鹅。

台北的老师带着孩子们到新动物园去“课外教学”。记者报导说,孩子们恣意
玩弄小动物,追逐孔雀、丢石头等等,缺少爱生观念,呼吁学校加强教育。我不禁
叹息:在一个不爱生的社会里,你要学校怎么教导孩子爱生呢?

最早的记忆,是邻家毛毛的母狗生了一窝小狗,就生在畚箕里头。我们几个小
萝卜头兴奋地挤去观看,皱皱软软的乳狗还闭着眼睛,努力地在吸母狗的奶头;那
一向凶悍的母狗居然温柔得像蜜糖似的,伸着舌头舐怀里的小把戏。我们每几个小
时就摸进去偷看一下。

第二天再去的时候,毛毛的父亲正在诅咒;母狗讨厌,老是生狗仔。他用手把
乳狗狠狠地从母狗奶头上扯下来,一手一只,像丢石头一样,往高高的墙外扔出去。
扔了一只又一只。我们跑到墙外去找,石头堆上几条摔烂了的小狗,血肉模糊的。

有一天,家里开杂货店的女孩兴高采烈地在教室里讲故事:“有一只猫,好肥
哦,常到我家来偷吃鱼;我们每次拿扫把打他,都被它逃跑。昨天晚上,我阿爸把
它抓到了,四只脚用麻绳绑起来,然后塞进饲料袋里面……”女孩儿眼睛发亮,尤
其得意她得到了我们所有的注意:“然后我阿母和我和我弟妹四个人,一人抓着麻
袋的一角,把猫按在地上,那猫咪呜咪呜叫个不停——然后我阿爸用力坐下去,坐
在猫身上——就像这样——”

她从桌上跳下来表演,翘着屁股,重重地摔坐在椅子上,把全班的小孩都逗笑
了。

“那只猫,没坐几下,就没声音了……”

长大一点,去参观同学家的养猪场。同学的父亲,一脸慈眉善目,很热情地为
我们作课外教学:这是肉猪,这是公猪,这是母猪。到了母猪寮,一笼一笼的初生
小猪正叽呱叽呱地吸奶, 庞大的母猪心满意足地横躺着。 主人指着一笼猪,说:
“这十四个小猪昨天半夜才出生——啊,这个有病!”

他捡起一个瘸脚的仔猪,皱着眉端详了一刻,然后高高举起来,用尽全身力气
把那只小猪往水泥地上摔去;我匆匆跑出去,不敢再往地上看。不是因为我怕看死
猪,而是因为那只小猪并没有被摔死,只是拖着流出来的肚肠在地上抽搐、蠕动,
慢慢地在血水中爬。

高中的时候,有位国文老师;正讲课间,摇摇晃晃踱进来一只老黄狗,气定神
闲地就在窗边趴了下来。同学们捂着嘴笑。捧着《论语》的老师一面念着“恻隐之
心人皆有之……”一面走向黄狗,到了它身边,对准狗的肚子,狠狠地一脚踢过去,
狗哀叫一声,跳起来,冲出教室。

三年前回国,欢天喜地地赶到夜市,想享受一下人挤人的热闹。活的蛇,钩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