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王朝 作者:王新龙
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年08月
ISBN:9787104030126
所属分类:图书>历史>中国史>宋辽金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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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拥有令人叹羡的高度物质文明和后人不可企及的文化高峰,却迭受少数民族政权的强大压力,*终亡于蒙古族铁蹄之下的王朝。一个因它独特精神,令历史读史者品评不一的王朝。
内容简介
大宋王朝,武运国势萎弱不振,但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政治军事与经济文化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貌似不和谐地并存于一体,从而引出历代读史者迥然不同的评价,褒贬毁誉,在在有之。
千年前的宋朝已成历史,然而宋朝的名人贤哲、才子墨客、市井生活、工艺珍玩,却依然鲜明的留存于今天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相当繁荣的朝代。然而两宋政权却在北方民族的攻掠下,渐次衰亡。个中原因相当复杂,历代学者众说纷纭,民间传说和小说、戏曲也颇多宋人故事。
本丛书立足大宋,介绍了五代战乱的终结、中央集权的强化、右文抑武的家法、首内虚外的战略、穷则思变的改革以及皇帝的荒唐、官僚的争斗等重大事件或现象;同时,从经济、文化、科技等不同的层面重新审视两宋,试图全方位地向读者展示大宋历史的始末。

  第一章

宋朝的宫廷赵匡胤陈桥兵变大宋王朝创建于公元960年的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而成为宋太祖,这一基本史实并不存在疑点。而令人不解的是此次政变过程中,有关史籍的一些细节方面描述充满着矛盾,主要围绕赵匡胤是完全被动接受黄袍加身,还是其集团进行的一次早有预谋和准备的政变?有关的史料与素材矛盾百出,使这一事件的进程变得扑朔迷离。
赵匡胤像五代末,显德七年(960)的正月初一,后周朝廷接到镇、定二州的军情急报,说北汉勾结契丹,大军声势甚盛,南下侵入边境,形势十分危急。宰相范质、王溥等商讨后奏准太后,立即派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诸将领兵出征。大将慕容延钊简选精锐,率前军先行启程。赵匡胤调集各路人马,领大军也即将北征。初三,军队驻扎于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诸将聚谋,以为主上幼弱,我们出死力破敌,有谁知道?也为国家着想,不如立太尉为天子,然后北征也不晚。乃找匡胤之弟、时任供奉官都知的赵光义和掌书记赵普商议。光义以为:哥哥忠赤,不会同意。赵普认为:外寇压境,大敌当前,应先御敌,战归再议。而众将坚持,说:“若太尉不受命,六军难以向前。”此时,赵匡胤却醉酒卧营不省,众有拥立之意的将士便环立待旦。次日黎明,军营四周呐喊声起,震动原野。光义与赵普入营告知,而诸将士也直叩寝帐之门,高呼:“诸将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赵匡胤惊起披衣,未及应酬,便被扶到议事厅,有人把皇帝的黄袍加披到他身上,众人都罗拜庭下,口称万岁。匡胤要推辞,众人不答应,并相与扶匡胤上马,拥逼南行。赵匡胤在马上说:“你等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那就必须听从我的命令,不然我就不做这个皇帝。”众将下马回答:“惟命是从。”然后赵匡胤严肃颁布了有关入京以后士兵秋毫无犯的约法,并令众立誓,这才率军返回开封城,遂取代后周政权,创建了大宋王朝。
上述故事情节,主要意译自宋代最具权威的史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其他重要史料记载也所差不多。从其具体过程考察,此次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似乎是一次偶发事件,是遵循五代将士拥立主帅的旧例行事,赵氏集团事先并不知情,赵匡胤完全是被动接受众将的请求,不得已才同意做皇帝。然而从其他相关史料分析,却使人感到其描述是大有疑问的,黄袍加身应是一次有预谋有准备的政变,所谓“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岳蒙泉《绿雪亭杂言》)。
赵匡胤出身将门,22岁时投到后汉枢密使郭威帐下效力,因战功卓著,30岁就升至殿前都指挥使。他以拜把子兄弟的方式,团聚了一批生死与共的高级将领铁哥儿们,号称“义社十兄弟”,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显德六年(959),33岁的赵匡胤升任殿前都点检,执掌碟军最精锐部队。六月,周世宗去世,恭帝即位,时才7岁,太后也年轻少谋,孤儿寡妇无能力执政,几位宰相也较懦弱。而这时在京城的禁军两司将领,除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外,基本上都是赵匡胤的结义兄弟或好友。可以说一场政变在如此成熟的条件下已开始酝酿,问题只在于找一个怎样的契机发动而已。
据司马光《涑水纪闻》记载:“及将北征,京师喧言,出师之日将策点检为天子。故富室或挈家远避于外州,独宫中未之知也。”《续资治通鉴长编》也说:“时都下欢言,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惟内庭晏然不知。”说明此事,早在政变之前已于京城一带传得沸沸扬扬,且能断定政变将发生于“出师之日”,此绝非普通民众所能猜测和指定的。所谓只有“宫中未之知”,应指宫廷中后周皇帝的孤儿寡妇还被蒙在鼓里。不能判定的是:这些传言是赵氏集团为政变故意所做的舆论准备,还是有一定地位的人在有关征兆的预见中所做的推测?大军在开拔途中,一个号称谙知天文的军校苗训,也指点了当时“日下复有一日”的天象,是即将改朝换代的“天命”。这一宣传与京城传闻相配合,使人有故意做舆论准备之感觉。
此传闻在京城造成民众如此的恐慌,应该说绝大部分人都会听说,那么宰相范质、王溥等大臣是否知晓呢?如果知晓,他们仍派赵匡胤率军出征,是否与赵氏集团同谋呢?不过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范质与王溥似乎又不知情。据有关记载,兵变消息传到京师,范质受到太后的谕责,退出朝门,握住王溥的手道:“仓促遣将,竟致此变,这都是我们的过失,为之奈何?”王溥听了发愣而无法回答,忽口中呼出呻吟声来,原来范质握手之指甲已掐入他的手腕,几乎出血。赵匡胤入城后,还对范质等人“呜咽流涕,具言拥逼之状……(范)质不知所措,乃与(王)溥等降阶受命”(《宋史·范质传》)。等到赵匡胤诣崇元殿行禅代礼之时,召文武百官就例,班定礼仪程序之时,独缺周帝禅位制书,这时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出诸袖中,进曰:“制书成矣。”遂完成此禅位之礼,使赵匡胤登上皇帝宝座。其中,像翰林学士之类的官员已早有准备,而宰相范质等居然一点也不知情,似乎又很难说得过去。
《宋史·杜太后传》载,杜后得知其子赵匡胤黄袍加身后,脱口说道:“吾儿索有大志,今果然。”依然谈笑自若,没有任何惊诧之表情。《涑水纪闻》也载,杜后说:“吾儿生平奇异,人皆言当极贵,又何忧也。”据说,匡胤年轻时,杜氏劝他好好读书,匡胤奋然回答:“治世用文,乱世用武,现世事扰乱,愿习武艺,安邦定国。”杜氏笑道:“儿能继承祖业,便算幸事,还想什么大功名哩。”匡胤道:“唐太宗也不过一将门之子,后造成帝业,儿想与他一样干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母亲以为如何?”杜氏怒道:“不要信口胡说,世上说大话的人,后来往往没用,还是读书去罢!”而这时,连年老的母亲都变得如此胸有成竹,遇事不惊,说明赵氏集团对这事的准备已相当充分。所以后人以诗讥讽道:“阿母素知儿有志,外人反道帝无心。”
一些宋人笔记记载,赵匡胤早年曾到高辛庙算卦,占卜功名前程,据说自小校以上至节度使,一一掷之,卦皆不应,最后唯剩“天子”时,一掷而得此卦。这事真伪已无法考定,然而从其为当时广为流传的轶闻而言,也或是赵氏集团所作的舆论准备,至少说明赵匡胤自己早已对此事有所谋划。而政变发生之际,赵光义和赵普马上派快骑入京,通知其死党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侯王审琦,让他们在京城做好改朝换代的接应准备。有意思的是,此时赵匡胤居然醉酒卧营不省,而使将士们环立等待,直到次日黎明。这一情节是真实的,还是故意做作,抑或后人编造?也令人颇感困惑。
大军返回京城,城门早在石守信诸将的控制之下,不但入城顺利,整个京城也没有因此发生大的动乱。时正早朝,副都指挥使韩通闻讯,还没来得及集结军队应变,就被入城的殿前司勇将王彦升追杀,并诛灭其全家。这是后周将相中惟一的罹难者,他还没来得及组织起反抗,就被迅速剿灭,如没有事先布置安排,怎么会如此周全。当然,事后还要演饰一番,将韩通以礼葬之,并嘉其临难不苟,赠中书令之职。有意思的是,后来宋太祖幸开宝寺,见壁上供有韩通的画像,立即令涂去,应是内心有愧吧。
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本因边境军情告急,这才令赵匡胤率军北征,为何黄袍加身后便率军回京,而不用去抵御强敌了呢?有所谓“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便罢兵”(查初白《敬业堂集》)。一般认为,镇、定二州是在谎报军事,以配合此次政变。这样,镇、定二州节度使也理应是赵氏集团的成员了。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镇、定二州军情并没有谎报,《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契丹国志》诸重要史籍都有相关军情记载。而二州节度使郭崇和孙行友,据《宋史》两人的传记所载,宋初,郭“崇追感周室恩遇,时复泣下”。监军密奏:“崇有异心,宜谨备之。”同时,孙“行友不自安,累表乞解官归山,诏不允。建隆二年,乃徙其帑廪,召集丁壮,缮治兵甲,欲还狼山以自固。”被人告密,令举族迁赴都城,审问后削夺官爵,勒归私第,并严惩其部下。可见,两人不可能属于赵氏集团成员。那么,为什么北汉与契丹入寇之军队没有长驱南下,确实令人不解。其后,郭崇曾来报:“契丹与北汉军皆遁。”为什么会自动撤退呢?难道是其趁后周“主少国乱”之机起兵入侵,得知政变后“宋立国安”,就自动退兵了吗?
五代诸帝多由军队拥立,如唐废帝李从珂、唐明宗李嗣源、周太祖郭威等,它是唐代藩镇割据后军人擅废立之权而留下的遗风,自然为儒家正统思想所不齿。所以在宋代官方文献中,都把陈桥兵变说成赵匡胤事先完全不知内情,以洗刷其篡夺王位的千古骂名,由是在有关文献中遮遮掩掩,弄得历史记载矛盾百出,整个过程疑团丛生。再如邵伯温在《闻见录》中引证王禹偁的《建隆遗事》,认为赵光义压根儿就没参与陈桥兵变,那时,他正留在开封城里陪母亲杜氏。而有的史书(《太祖实录》新版)却说,陈桥兵变后军队入城,秋毫无犯,是光义叩马而谏,才有太祖约法立誓之举。这里是乘机烘托宋太宗的高大形象,亦可见官方在有关文献记载中所做的手脚。实际上,赵匡胤后来的开国措施结束了五代动荡和中原分裂的政局,拉开了经济与文化都颇为繁荣的宋代序幕,是有功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人们对其如何取得政权的细枝末节已不太在意了。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杯酒释兵权”是北宋初年著名的历史事件,说的是宋太祖陈桥兵变夺取天下后,又对那些作为开国功臣的高级将领们产生猜忌,担心兵变夺权的故事重现,于是导演了一出用酒宴解除众将兵权的活剧。千余年来,人们一直将它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在各种相关的历史书籍中重复着。然而近来有学者指出,这幕有声有色的历史剧,很可能出自宋代文人的杜撰和演绎,而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果真如此吗?
建隆二年(961)七月,也就是在陈桥兵变创建宋朝的第二年。宋太祖召宰相赵普问道:“天下自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就换了十个姓,战事频繁,苍生涂炭,这是为什么呢?我想从此停止战争,为国家长久考虑,应该怎么做?”赵普回答:“陛下能考虑到这些,真天下人民之福也。唐末以来,兵战不息,国家不安,其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武将兵权太重,君弱而臣强。今天要治好此患,没有别的奇巧办法,惟有夺其权力,收其精兵,控其财政,天下自然就安定了。”话还未说完,太祖插言:“卿不用再说,我已明白了。”
杯酒释兵权一天晚朝结束,宋太祖在宫中摆下丰盛的酒宴,请来石守信、王审琦等一班禁军宿将。饮至酒酣耳热之时,太祖屏去左右侍从,对这些故友勋臣说:“我没有你们的帮助,就没有今天,你们的功劳非常之大。但做天子也太艰难了,倒不如当节度使来得快活。我现在是长年累月不敢安枕而睡呵!”守信等人忙问:“这是何故呢?”太祖说:“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天子这个位置,谁不想坐坐呢?”守信等人一听,连忙惶恐地起身叩头道:“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敢再有异心?”太祖说:“不对吧,你们虽然没有异心,你们麾下的将士如果要贪图富贵怎么办?一旦把黄袍加在你身上,你想不干,恐怕也办不到吧。”众将这时已一身冷汗,知道受到猜忌,弄不好就有杀身之祸,于是一边流泪,一边叩首,连声祈求:“臣等愚钝,望陛下哀怜,指条生路。”太祖坦然开导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所以企求富贵者,不过多积攒些金银,自个好好享乐,也让子孙不再贫穷。你们何不放弃兵权,选择好的田宅买下来,为子孙置下永久的产业;再多买些歌儿舞女,每天饮酒作乐,以终天年。我还可以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共享富贵。这样,君臣之间,都无猜疑,上下相安,不是很好吗!”众将听罢,都一再感谢太祖为臣下想得如此周全。
第二天,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司都指挥使王审琦、殿前司副都点检高怀德、侍卫亲军都虞侯张令铎等都上疏称病,求解兵权。宋太祖一概允准,皆以散官就第,并给以丰厚的赏赐,然后派他们出镇地方为节度使,使禁军中资深的将帅都先后离开军队,只剩下几个职位较低、资历浅薄,且才干平庸的将领,皇权比较容易驾驭。太祖还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许配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又让弟弟赵光义做了张令铎的乘龙快婿。宋太祖就是这样用酒宴解除了高级将领们的兵权,又用赏赐金钱和联姻手段消弭了他们的离心倾向,从而解决了宋代巩固政权统治中的一大难题。
上述故事主要取自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后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也作了详细记载,此外,宋人王辟之、邵伯温、陈均等也在其著作中记录了这件事。这样,人们就把它作为宋初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认为宋太祖此举,非常成功地消弭了五代以来武将左右政权的祸患,为加强宋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开辟了道路。几乎所有相关的历史书中,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个故事,史学界也很少有人怀疑。直到20世纪90年代,顾吉辰先生在排比和考证史料的过程中,对这一生动又带有戏剧性的历史故事提出了质疑。
宋人首先有与这事相关的记载,是宋真宗时的宰相丁谓所写的《谈录》。丁谓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宰相赵普对太祖说:“石守信、王审琦等人不能再让他们领兵了。”太祖问:“难道这二人会要造反吗?”赵普回答:“这二人肯定不会造反。我仔细考察过他们的才能,担心的是他们不能制服下属。如果发生其属下将官要造反的话,他们也会身不由己的。”太祖又问道:“这二人受国家如此重用和恩惠,难道会有负于我?”赵普从容回答:“只怕就如陛下,怎么也负于周世宗呢?”太祖顿时大悟,就听从了赵普的提议。
这段记载说明,解除众将的兵权是宰相赵普的建议,且提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太祖是在被说服后,才按照赵普的建议而着手进行解除兵权这件事的计划。其中没有戏剧性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发生,而赵普所起的作用是关键性的。
到宋仁宗时,宰相王曾的《笔录》中,就出现了“杯酒释兵权”故事的雏形。不过,王曾是这样描述的:相国赵普屡以为言,宋太祖于是不得已召来石守信等宫中酒宴,谈到过去彼此亲密无间的快乐往事,就乘机明白告之:“我与诸位,兄弟相称,义同骨肉,哪里有什么芥蒂?但是言官们进说不已,我也不得不有所考虑。以今天的情况讲,不如各位自选风水宝地,出守外藩,世袭官爵,而租赋所入,也足以自奉,这样悠哉游哉地安度晚年,不亦乐乎?我后宫中有几个女儿,当与诸位的公子攀亲,以示君臣无间。诸位看如何?”守信等都心领神会,叩首称谢。由是,石、高、王、魏诸人各归藩镇,俱蒙皇亲婚约。后二十多年,仍贵裔显赫。前人称后汉光武能保全功臣,也不过如此吧。
这段记载说明,仁宗时首次出现“杯酒释兵权”之故事,但其情节较为简略,没有后来那样充满着戏剧性的内容。直到宋神宗时,司马光的《涑水记闻》才出现了上述如此生动详尽,且充满着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就是说距离当事人的时代愈远,记载反而更生动详细。南宋初,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有关记载,他在注中如此说明:“此事最大,而《正史》、《实录》皆略之,甚可惜也,今追书。按司马光《记闻》云守信等皆以散官就第,误矣。王曾《笔录》皆得其实,今从之。文辞则多取《记闻》,稍增益以丁谓《谈录》。”就是说其基本上摘抄了司马光的《涑水记闻》,然而又对照王曾的《笔录》和丁谓的《谈录》有所增益和订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杯酒释兵权”这样一件大事,居然在当时官方的文书(如《国史》、《实录》、《会要》之类)中都基本没有记录。元末,根据《太祖实录》、《三朝国史》编成的《宋史·太祖纪》,对此事也居然不着点墨。为什么如此一件国政大事,《国史》、《实录》会惜墨如金呢?此信息说明什么问题?
首先,宋人王辟之、邵伯温、陈均等著作中相关记录,或录自王曾的《笔录》,或参考司马光的《涑水记闻》,或抄摘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后元人编的正史《宋史》中的《石守信传》中的相关记载,也应来自李焘的《长编》。就是说,“杯酒释兵权”之故事主要来源于宋人笔记《谈录》、《笔录》和《涑水记闻》,而不是官方正式文书记载。
其次,“杯酒释兵权”故事之出现与记载,在北宋中后期,似乎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再从简到详的过程,同时各说之间增益补充、人为渲染,最终演绎出一个有声有色的戏剧化故事。可以说其故事约在宋真宗、仁宗时期出现,到神宗、哲宗年间完成,以司马光《涑水记闻》中的记载作为标志。北宋末、南宋初,王辟之、李焘等人又行摘抄,有的还擅自增添一些情节。总之,这时人们对此历史事件已没有怀疑。
再次,“杯酒释兵权”这件事究竟发生在哪一年?说它发生于建隆二年(961)七月,主要是依据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是说此前诸书都没有具体的时间记录,直到南宋李焘才将它安排到这一时间段中。而这一年的六月初二,太祖母亲杜太后病逝。这样,六月初到七月初,按照当时的惯例,应是国丧时期,朝廷上下是不准宴饮作乐的。赵匡胤这样一个孝子是不可能违反这个礼仪,而在此间设宴招待诸将。有的史籍记载,此事是发生在赵普担任宰相之后,而建隆二年时,赵普还只是一名幕僚,第一次拜相要到干德二年(964)。可见,此事发生的年代,由于《国史》、《实录》的缺载而很成问题。
最后,对于此故事在宋代如此演绎的原委。顾吉辰先生指出,“杯酒释兵权”的后果,虽然中央集中了兵权,防止了武将的颠覆,改变了五代以来“国擅于将,将擅于兵”的状况,但它在调整军事机构时采用“兵将分离”、“强干弱枝”诸做法上,使调兵者与统兵者之间,将帅和士兵之间,彼此钳制而游离,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弊端,导致对外战争中许多重大战役失败,影响着宋王朝整个的历史进程。一些有见识的大臣对宋太祖有关的军事改革不满,这种情绪伴随着宋王朝由盛转衰,由强至弱,由统一到偏安的历史进程而日益强烈,从而导致“杯酒释兵权”之故事越来越详细,越来越戏剧化,最后完成此经过歪曲加工的历史故事。
所以,可以说丁谓《谈录》的记载较为符合历史事实,即宋太祖是在赵普的提醒下,在北宋初期对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罢免了有关军职,目的是担心兵变的重演。整个事件主要通过太祖与赵普之间的对话展示出来,而王曾的《笔录》、司马光的《涑水记闻》等有关酒宴的记载大都是后人杜撰的。
那么,这个对宋代政治军事历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杯酒释兵权”之故事,难道真是宋代文人或官员演绎和杜撰出来的吗?王曾是位忠直刚正的官员,一生两拜参知政事,两次出任宰相,还任过枢密使,可谓出帅入相,遍历二府,对宋代高层军政史必知之甚详。真宗迷信天书时,他有所规谏;仁宗即位,刘太后听政时,他身为宰相,却裁抑太后姻亲,被罢知青州。颇有正气感的王曾,有什么必要对前朝政事进行造假呢?尤其是司马光作为一个非常严谨的史学家,其写《资治通鉴》时是如此一字不苟,对史实都做过严格的一番审核工作,难道写此“杯酒释兵权”之宋初重大历史事件,会只在王曾《笔录》的基础上,没有多少根据地增加这么多的新内容和戏剧性的情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