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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不明
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
杨照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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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桌子后面的那个人把一个厚厚的玻璃压纸器向右移动了一点，他的脸与其说显得沉思或心不在焉，倒不如说是无表情的。由于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人工光线下，他的面色苍白。你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习惯室内生活的人，一个经常坐办公室的人。要到他的办公室，必须经过一条长而弯弯曲曲的地下走廊。这种安排虽然颇有点不可思议，却与他的身份相适应。很难猜出他有多大年纪。他看起来既不老，也不年轻。他脸光光的，没有一点皱纹，但两眼显得过分疲惫。
房里另一个人年纪要大一些。他的脸色黝黑，留着一撇军人的小胡子。他动作灵敏，有点紧张不安的样子。甚至现在，他也不能安静地坐着，而是在房里踱来踱去，并不时地从嘴里蹦出一两句话来。
“报告！”他暴躁地说，“接二连三的报告，但他妈的没有一个报告有点用处！”
那个坐在桌子后面的人低头看了看他面前的文件。在一堆文件的顶上头放着一张写有“托马斯·查尔斯·贝特顿”字样的名片。名字下面划有一个问号。这个人沉思地点点头，然后说：
“您已经看完了这些报告，难道没有一个报告有点用处吗？”
另一个人耸耸肩头。
“怎么能辨别呢？”
坐在桌后的那个人叹了口气。
“是的，”他说，“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的确很难分辨。”
年纪较大的那个人像机关枪连射那样快地继续说：
“罗马和都灵来的报告：有人在里维埃拉看见他；有人在安特卫普注意他；有人在奥斯陆肯定认出他；有人在比亚里茨肯定看见他；有人在斯特拉斯堡看见他行动可疑；在奥斯坦德海滩上看见他和一个迷人的金发女郎在一起；有人看见他带着一只猎犬在布鲁塞尔大街上溜哒；暂时还没有人看见他在动物园里抱着一匹斑马，但我敢说，那样的报告也会出现的！”
“你本人没有任何想法吗，沃顿？就我而言，我对安特卫普的报告抱有希望，虽然那个报告还没有使我们取得任何成果。当然，现在”——这个年轻人停止了讲话，好像要睡着似的。但很快他又醒过来，含糊其辞地说：“是的，或许，但是——我觉得奇怪。”
沃顿上校突然坐到椅子的扶手上。
“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他坚持说，“他们是怎么走和为什么走的，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切我们都必须搞清楚。每隔个把月就损失一个温顺的科学家并且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走的，为什么走，到什么地方去了，那是不行的。他们是到我们所想的那个地方，还是哪里？我们一向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是到我们所想象的那个地方去了，但是现在我却不那么有把握。最近从美国寄来的有关贝特顿的内部消息你都看了吗？”
坐在桌子旁边的那个人点了点头：
“在大家都左倾的时候，他也有通常的左倾观点。但据我们所知，他的左倾观点并不具有持久性质。大战前他工作就干得不坏，但没有获得惊人的成就。在曼海姆逃离法国之后，贝特顿被指派为他的助手，结果娶了曼海姆的女儿为妻。曼海姆去世后，贝特顿独自进行工作，并且作出了卓越成就。由于ZE裂变（原子零功率裂变）这一惊人发现，他一举成名。ZE裂变是一项辉煌的彻底革命性的发现。它使贝特顿登上荣誉的顶峰。他本来已打定主意要在美国干一番事业，可是他的妻子在他们结婚后不久就死了。这使他悲痛万分。以后他就到英国了。近一年半来他住在哈韦尔。六个月以前他又结婚了。”
“这有问题吗？”沃顿机警地问。
杰索普摇摇头。
“根据我们所能查明的情况，还看不出什么问题。她是当地一个律师的女儿。结婚以前在一家保险公司里工作。就目前我们已查明的情况来看，她没有强烈的政治倾向。”
“ZE裂变，”沃顿上校用厌恶的口吻阴郁地说：“他们用的这些词是什么意思？我一点也不懂。我是一个旧式人。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分子是什么样子，而他们眼下却要分裂宇宙万物。什么原子弹、核裂变、ZE裂变，以及这样那样的裂变。而贝特顿却是一个主要的裂变主义者。在哈韦尔人们对他有什么看法？”
“他们说他是个举止文雅的人。至于他的工作，倒没有什么突出或卓越的地方。不过是在ZE裂变的实际应用方面搞些花样而已。”
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他们的谈话东拉西扯，几乎是想说啥就说啥。调查报告在桌子上堆成一叠，但这些报告都毫无价值。
“当然，在他到达英国的时候，已经对他进行过彻底审查，”沃顿说。
“是啊，一切都十分令人满意。”
“他来这里已一年半，”沃顿沉思地说，“你知道，他们受不了安全保卫措施、长期受审查、以及修道院式的生活。这一切使他们变得紧张不安，变得古怪。这种情况我看得够多了。他们开始梦想一个理想世界——自由、兄弟般的关系、分享一切机密、为人类的美好生活而工作。就在这样的时候，那些多少是人类渣滓的人发现他们的机会来了，就抓住了它！”他擦了擦鼻子。“再没有比科学家更容易受骗上当的人了，”他说，“所有骗人的宣传工具都是这么说的。我不十分了解为什么。”
杰索普微微一笑，很疲乏的一笑。
“哦，是啊。”他说，“就是这么回事。他们认为他们什么都知道。这很危险。我们这些人则不一样。我们无雄心壮志，不想去拯救世界，只想做一点具体工作，捡取一两个破碎的零件或拿掉一两把扳手，在它卡住机件的时候。”他沉思地用手指轻轻敲着桌子。“我要是多知道一点贝特顿的情况，那就好啦，”他说，“不是他的生活经历和他的活动，而是那有启发意义的日常生活小事，比如哪一种玩笑能引起他发笑，什么事情使得他骂街，他钦佩哪些人，他讨厌哪些人。”
沃顿好奇地注视着他。
“他的妻子怎么样？你试探过她啦？”
“试探过好几次了。”
“她不能有所帮助吗？”
另外一个人耸耸肩说：
“眼下她还没有给我们什么帮助。”
“你认为她了解一些情况吗？”
“当然，但她不承认她了解任何情况。她的一切反应也都是这种情况下常见的：焦虑、悲伤、忧心忡忡、预先没有什么暗示或疑心、丈夫的生活完全正常、没有任何的紧张不安等等。她的看法是，她的丈夫被绑架了。”
“你不相信她吧？”
“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那个人严厉地说，“我从来不相信任何人。”
“可是，”沃顿慢吞吞地说，“我想我们也应当虚心一些，不要轻易下结论。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您每天玩桥牌时都能碰上的那种普普通通的女人。”
沃顿会意地点点头。
“这就使事情更难弄清楚了。”他说。
“她马上就要来见我。我们又要把所有的问题再重复一遍。”
“这是惟一的办法，”沃顿说，“但是我实在受不了。我没有那种耐心。”他站起来。“好吧，我不再耽误你了。我们还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是吗？”
“很不幸，还没有。请你把那个奥斯陆报告专门检查一下。那是一个可能的地点。”
沃顿点点头出去了。另一个人拿起电话听筒说：“我现在要见贝特顿夫人。请她进来。”
他呆呆地坐在那里出神，直到有人敲门，贝特顿夫人被送进来为止。她是一个高大的女人，年纪大约二十六七岁。她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有一头极其漂亮的赤红色头发。在这头漂亮的红发下，她的面容看起来就几乎无足轻重了。就像我们经常在红发女人脸上所见到的那样，她也有一双睫毛很淡的蓝绿色眼睛。他注意到，她没有化装打扮。他一面欢迎她，让她舒服地坐到办公桌旁边的一把椅子上，一面在考虑为什么她不化装打扮。这使他有点倾向于认为，贝特顿夫人所了解的情况要比她曾经承认的要多。
根据他的经验，极度悲伤和忧虑的女人通常不会忽视打扮自己。因为意识到悲伤给自己的面容所带来的损坏，她们要尽力修补这种损坏。他怀疑贝特顿夫人之所以蓄意不化装打扮自己，乃是为了更好地扮演一个心烦意乱的妻子的角色。她气喘吁吁地说：
“哦，杰索普先生，我希望——有新的消息吧？”
他摇摇头，温和地说：
“贝特顿夫人，要您又像这样来一次，我感到很抱歉。我们还不能向您提供任何肯定的消息。”
奥利夫·贝特顿迅速说：
“这我知道。您在信里已经这样说了。但是，我不知道，在那之后是否——哦，我很高兴来这里。整天呆在家里纳闷和胡思乱想——那是最糟糕不过了。因为您什么事也不能做！”
那个叫做杰索普的人安慰她说：
“贝特顿夫人，如果我再三问您同样的问题，强调同样一些要点，请你不要介意。您要明白，经常有这样的可能：您突然想起某件小事，某件您过去没有想过的事，或者您过去认为不值得一提的事。”
“是的，是的，这个我懂。请你把每一件事都再问我一遍吧。”
“您最后一次见到您的丈夫是在八月二十三号？”
“是的。”
“那是他离开英国到巴黎开会的时候？”
“是的。”
杰索普很快地说下去。
“他参加了头两天的会议。第三天他没有参加。据说，他曾告诉他的一个同僚，那天他不准备参加会议，而要去乘‘苍蝇艇（bateau mouche）’旅行。”
“乘‘苍蝇艇’？什么是‘苍蝇艇’？”
杰索普微微一笑。
“就是那种在塞纳河上航行的小船。”他机警地看着她。“您觉得这不太像你丈夫干的事吗？”
她怀疑地说：
“不太像。我倒认为，他会十分热烈地参加会议上的一切讨论。”
“有这种可能。然而，那天讨论的题目不是他感兴趣的题目。因此，他可能有理由让自己休息一天。但是，您觉得您丈夫不大可能这样做吗？”
她摇了摇头。
“他那天晚上没有回他住的旅馆，”杰索普继续说，“就目前所能查明的情况来看，他也没有超过国境。您是否认为，他可能有另外一个护照，用别的什么姓名？”
“哦，不会有。他为什么会有呢？”
杰索普注视着她。
“您从来没有看见他有这样一个东西吗？”
她使劲地摇头。
“没有看见过，而且我不相信他会有第二个护照。我怎么也不能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我不相信他是蓄意离开，像你们所力图查明的那样。他一定是出什么事了，或者——或者有可能他丧失了记忆力。”
“他的身体一向很好吧？”
“是的。他工作很努力，有时感到有点儿疲乏，如此而已。”
“他有没有任何烦恼或消沉的表现？”
“他没有因为任何事情而感到烦恼或消沉。”她用颤抖的手指打开手提包，把手帕拿出来。“这一切太可怕了，”她的声音在颤抖，“我简直不能相信。他过去从来没有不向我说一声就离开我的。他一定是出什么事了。他可能被绑架，或者也许遭到歹徒的袭击。我尽量不去这样想，但是有时候我觉得结局必然是这样。他一定已经死了。”
“请别这样想，贝特顿夫人，现在还没有必要那样推测。要是他死了，那他的尸体到现在一定早已发现。”
“那不一定。可怕的事情经常发生。他可能已经被溺死或被推进一个阴沟里去了。我相信在巴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贝特顿夫人，我敢向您保证，巴黎是一个治安良好的城市。”
她把手帕从两眼拿开，十分生气地凝视着杰索普。
“我知道您在想什么，但事情完全不是这样。汤姆①是不会出卖机密或泄露机密的。他一生光明磊落。”
——
（①托马斯·贝特领的爱称。——译注。）
——
“他的政治信仰如何，贝特顿夫人？”
“据我所知，他在美国是一个民主党人。他在英国投工党的票。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他是一个科学家，一个彻头彻尾的科学家。”她又毫不示弱地补充一句：“他是一个卓越的科学家。”
“是的，”杰索普说，“他是一个卓越的科学家。整个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他可能被人用高价引诱离开这个国家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不是事实。”她又生气了：“这是报纸上力图证明的东西。这是你们这些人在询问我时所想的东西。这不真实。他过去从来没有不对我说一声就走的，从来没有不把他的打算告诉我就走的。”
“那末，他什么也没有告诉你吗？”
他再次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她。
“什么也没有。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我想他是被绑架，或者就像我所说的，已经死了。要是他已经死了，那我必须知道，必须马上知道。我不能继续像这样等待、纳闷着。我不能吃，不能睡。我担心焦虑得病了。您不能帮帮我吗？您一点也不能帮帮我吗？”
于是，他站起来，绕过办公桌去。他小声说道：“我非常抱歉，贝特顿夫人，非常抱歉。我向您保证，我们现在正尽一切力量弄清楚您的丈夫究竟出了什么事。我们每天都收到各个地方寄来的报告。”
“什么地方来的报告？”她机警地问，“报告上怎么说？”
“这些报告全都得仔细研究、核查和检验。但是，一般说来，这些报告恐怕都极其模糊。”
“我必须知道，”她又沮丧地小声说，“我不能像这样生活下去。”
“您非常关怀您的丈夫吧，贝特顿夫人？”
“我当然很关怀他。要知道，我们结婚才六个月啊，才六个月！”
“是的，我知道。请原谅我问一句，你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争吵吧？”
“哦，没有发生过。”
“没有因为任何其他女人发生过纠纷吧？”
“当然没有。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们去年四月才结婚。”
“请您相信，我不是说这样一件事很可能，但是我们必须把可以解释他这样出走的每一种可能性都加以考虑。您说，他近来并不烦躁、焦虑，也不易怒和紧张不安，是吗？”
“是的，是的，是的。”
“贝特顿夫人，您知道，从事像您丈夫所从事的那种工作的人是会紧张不安的。他们生活在严厉的保安条件下。实际上，”说到这里，他笑了笑，“紧张不安几乎是正常的。”
她并没有报以微笑。
“他就是和往常一样。”她毫不动摇地说。
“他工作愉快吗？他和您讨论他的工作没有？”
“没有！他的工作技术性太强了。”
“您不认为，他对他所研究的东西的破坏能力感到不安吗？科学家们有时会有这种感情。”
“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一类活。”
“您知道，贝特顿夫人，”他俯身在桌子上，向她凑近一些，抛掉他的一些冷漠表情，“我在努力做的是想知道您丈夫的面貌，了解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然而，不知怎的，您却不帮助我。”
“我还有什么可说，可做的呢？您问的一切问题我都回答了。”
“是的，我问的问题您都回答了，但绝大多数问题您都用否定的方式回答。我需要一些肯定的东西，建设性的东西。只有当您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种人的时候，您才能够更好地寻找他。”
她回想了一会，说：“我明白，至少我以为我明白了。好吧，汤姆是个快乐的人，脾气好的人。当然也很聪明。”
杰索普笑了笑，说：“那的确是一些好品质。但是，请您介绍一些更具个人特色的东西吧。他读书读得很多吗？”
“是的，读得相当多。”
“读哪一类书？”
“哦，传记一类的书。书籍协会推荐的书。当他疲倦的时候，也看描写犯罪的小说。”
“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一般的读者。他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吧？他玩牌或下棋吗？”
“他玩桥牌。我们过去每周和埃文斯博士和他的妻子玩一两次桥牌。”
“您丈夫有很多朋友吗？”
“哦，很多，他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
“我的意思不仅仅是这个。我的意思是，您丈夫是一个非常关怀他朋友的人吗？”
“他常和我们的一两个邻居打高尔夫球。”
“没有和自己特别要好或知心的朋友吗？”
“没有。您知道，他在美国住了很长时间，并且是在加拿大出生的。在这里他并不认识很多人。”
杰索普看了一下他手边的一张纸片。
“据说，最近有三个人从美国来看他。我这里有这三个人的名字。就我们所能了解的而言，这三个人最近从外国来，亦和他有过接触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注意这三个人的原因。现在谈谈第一个，沃尔特·格里菲思。他到哈韦尔来看过你们。”
“是的，他到英国来进行访问，顺便来看望了一下汤姆。”
“那末，您丈夫有什么反应呢？”
“汤姆看到他感到很惊奇，同时也很高兴。在美国时他们彼此就很熟。”
“但是您肯定已了解他的一切情况？”
“是的，我们已了解他的一切情况。但是我们要听听您对他有什么看法。”
她回想了一下，说：
“哦，他很严肃，但说话有点絮叨。对我非常客气，似乎很喜欢汤姆，急于把汤姆到英国以后他们那里所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他。都是当地的一些杂七杂八事。我对这不感兴趣，因为我不认识他们谈到的任何一个人。而且，在他们回忆往事的时候，我正好在准备晚餐。”
“在他们的谈话中没有提出过政治问题？”
“您是在暗示说他是共产党？”奥利夫·贝特顿的睑唰的一下红了。“我敢肯定他不是这类人。他在美国担任过政府工作——记得好像是在地方检察官办事处。虽然汤姆对美国的政治审查说过一些嘲笑的话，可他也严肃地说过我们这里的人不理解他们那边的情形。他说政治审查是必要的。这说明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贝特顿夫人，请您，请您不要生气。”
“汤姆不是共产党员，我一直在对您这样说，可是您就是不相信我。”
“不，我相信您。但是，这个问题必须要提出来。现在，谈谈他所接触的从外国来的第二个人，马克·卢卡斯博士。你们是在伦敦多塞特旅馆碰上他的。”
“是的。我们去看演出，看完演出后在多塞特旅馆吃晚饭。突然这个叫做卢克或卢卡斯的人走过来和汤姆打招呼。他似乎是一个研究化学的科学家。他上一次和汤姆见面还是在美国。他是一个已经取得美国国籍的德国流亡者。但是您肯定已经——”
“我肯定已经知道这些？是的，我已经知道，贝特顿夫人。您丈夫见到这个人时是不是感到很意外？”
“是的，他感到很意外。”
“感到高兴吗？”
“也很高兴，也很高兴——我想是这样。”
“但您不是很有把握吧？”他紧紧追问。
“哦，他并不是汤姆十分喜欢的人，这是汤姆后来告诉我的，情况就是如此。”
“是偶然相遇吗？他们有没有安排以后什么时候再见面？”
“没有，那纯粹是偶然相遇。”
“我明白了。他接触的第三个从外国来的人是一个女入，即卡洛尔·斯皮德夫人，也从美国来。他怎样和她见面的？”
“我认为，她似乎是一个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她在美国就已经认识汤姆。他从伦敦给他打来电话，她已经到达英国，问汤姆，‘我们能不能找个时间到她那里吃饭？’”
“那末，你们去了吗？”
“没有去。”
“您没有去，可是您的丈夫却去了。”
“什么！”她瞪着两眼。
“这事他没有告诉您？”
“没有。”
奥利夫·贝特顿显得迷惘和不安。询问她的人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但并不放松追问。他第一次认为他可能抓住了点什么。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她含糊地说，“他没有对我说这件事，这似乎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