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刺客信条:大革命
作者:(英)奥利弗·波登著 朱佳文译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08月
ISBN:9787513318419
所属分类:图书>小说>科幻
图书>小说>外国小说>英国
内容简介
我遭受了挫败、欺骗和背叛。
他们谋害了我的父亲,
我会不惜代价为他复仇!
1789年,宏伟壮丽的巴黎城迎来了法国大革命的开端,人民奋起抗击压迫他们的贵族阶级。鲜红的血液在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上流淌,但正义的革命总是伴随着高昂的代价……
在这个贫富阶层间的不和达到*,整个法国都陷入动乱和分裂的时代,亚诺和伊莉斯正在努力为他们失去的一切复仇。
很快,他们就被卷入了刺客兄弟会与圣殿骑士团之间历史悠久的争斗――在这个世界里,充斥着他们无法想象的可怕危险。
基于育碧娱乐软件公司的畅销游戏“刺客信条:大革命”改编
作者简介
奥利弗·波登,科幻奇幻小说作家,曾创作过多部畅销作品,被《泰晤士报》盛赞为“高阶奇幻的先行者”。著名游戏公司“育碧”旗下的刺客信条游戏系列小说由其创作。
=================

  摘自阿尔诺·多里安的日记
1794年,9月12日
我的书桌上放着她的日记,摊开到第一页。我才读到这里,潮水般涌现的情绪便夺走了我的呼吸,眼前的文字也变得支离破碎。泪水自我的脸颊流下,关于她的记忆在眼前重现:那个在大凡尔赛宫里和我玩捉迷藏的淘气女孩,还有那位与我相知相爱的女子;她披散在肩头的红色卷发,以及乌黑睫毛下的热情的双眸。她既是优秀的舞者,也是杰出的剑客。对她来说,在宫廷里翩翩起舞——以及面对房间里每个男人的火辣视线——就和搏斗一样轻松惬意。
但在那双眸子后面,藏着许多我将会发现的秘密。我再次拿起她的日记,把我的手掌和指尖按在纸页上,抚摸那些词句,感受着她埋藏在这一页里的那部分灵魂。
我开始阅读。
摘自埃莉斯·德·拉·塞尔的日记
1778年4月9日
我的名字是埃莉斯·德·拉·塞尔。我今年十岁。我父亲是弗朗索瓦,我母亲是朱莉,我们住在凡尔赛:闪闪发光、美丽绝伦的凡尔赛,整齐的房子和庄园笼罩在庞大宫殿的阴影里,还有种着椴树的林荫大道,熠熠生辉的湖泊和喷泉,一切都精致至极。
我们是贵族。幸运的那种贵族——也就是特权阶级。证据在于,我们只需要走十五英里的路就能进巴黎城。挂在路边的油灯为那条路照明:在凡尔赛,我们用的是这种路灯,但巴黎那些穷人用的是牛油蜡烛灯,牛油燃烧所产生的烟雾飘浮在城市上空,就像一块裹尸布,不光弄脏皮肤,还让人难以呼吸。巴黎的穷人们穿着破衣烂衫,身体的负担或是精神上的痛苦压弯了他们的腰,他们穿行于巴黎的街巷,终日不见阳光。街边是露天的阴沟,烂泥和污水自由地流淌着,泼洒在轿夫的腿上,而我们瞪大眼睛,看着窗外的景色。
之后,我们乘着镀金的马车回到凡尔赛,路过田野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包裹在雾气里,仿佛幽灵般的人影。那些赤脚的农夫负责照料贵族的田地,一旦粮食歉收,他们就得挨饿,完全是地主们的奴隶。在家里的时候,我听父母们说过,为了让地主睡个好觉,那些农夫被迫整夜挥舞树枝驱赶青蛙,有时还得靠吃野草活下去。与此同时,贵族们过着富足的生活,不用缴税,不用服兵役,更不用去做有失尊严的免费劳役。
我的父母说,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徜徉于宫殿的走廊、宴会厅和前厅之间,想象着挥霍她的服饰津贴的新方法。与此同时,她的丈夫路易十六舒舒服服地坐在位于国会的御用席位里,通过一条又一条损害穷人利益,让他们忍饥挨饿好让贵族更加富足的法律。他们神情阴沉地说,这样的行为很可能会挑起革命。
我父亲有几位“同事”。那些是他的顾问,克雷蒂安·拉弗雷尼埃先生,夏尔·加布里埃尔·西维尔先生,以及莱维斯克夫人。我叫他们“乌鸦”,因为他们穿着黑色的长外套,头戴黑色毡帽,眼睛里也从来没有笑意。
“我们还没有吸取乡巴佬起义的教训吗?”母亲说。
当然了,母亲跟我讲过乡巴佬起义的事。那是两个世纪前的农民革命。
“看起来的确没有,朱莉。”父亲答道。
有句话是形容你突然明白某件事的那一刻的。那就是“恍然大悟”的时刻。
作为小孩子,我一直不明白自己学的为什么是历史,而不是礼节、规矩和姿势;我从没问过母亲为何会在晚餐后去找父亲和乌鸦们,还用同样响亮的嗓门与他们争论;我从没想过她为什么不是侧身骑马,也从来都不用马夫帮她牵马;我也从没质疑过,她为什么对流行话题和宫廷八卦毫无兴趣。我从没想过问我母亲,她为什么和别人的母亲不一样。
直到恍然大悟的那一刻。
当然了,她很漂亮,而且总是衣着考究,尽管她从来都懒得研究宫廷贵妇的服饰。谈到那些女人的时候,她会抿起嘴唇,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按照她的说法,她们痴迷的是外表和地位,还有别的一些东西。
“她们根本没有思考半点能力。埃莉斯,答应我,不要变成她们那样的人。”
我想知道要怎样才能避免变成那样,所以我躲在有利的位置——也就是我母亲的裙边——去打量那些令人厌恶的女人。我看到的是一群涂了太多脂粉、喜欢闲言碎语的人,她们装作对丈夫忠贞不二,目光却越过扇子的边缘扫视房间,寻找不容易引起怀疑的候选情人。我躲在不起眼的裙边,等到轻蔑的笑声停止,嘲弄的眼神褪去,我就会瞥见那些脂粉面具后面的真相。我会看透她们的内心,看到她们的担忧——担忧自己失宠。担忧自己的地位受到影响。
母亲和她们不同。比方说,她从不在意流言蜚语。我从没见过她用扇子,而且她恨脂粉,也从不用炭笔点美人痣或者涂护肤膏。她对流行的妥协仅限于鞋子。除此之外,她只会为了一个理由整理仪容:遵守礼节。
而且她对我父亲死心塌地。她总是陪着他——只不过是在他身旁,而不是身后——支持着他,对他的忠诚毫不动摇,在外人面前永远为他说话,即使在私下争论的时候,她也会温和地安抚他。
我上次听到她和父亲争论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们说她今晚可能会死。
1778年4月10日
她那晚没有死。
我坐在她的床边,握着她的手和她说话。有那么一会儿,我错以为是我在安慰她,直到她转过头来,用浑浊却能看透心灵的双眼凝视着我,我才明白,原来恰恰相反。
昨天晚上,我好几次看向窗外,看到阿尔诺在下方的院子里,对仅有咫尺之遥的悲伤毫无察觉。这让我非常羡慕。他当然知道她生病了,但肺痨并不罕见,每天都有人因此而死,即使在凡尔赛也一样。而且他不是德·拉·塞尔家族的人。他目前在我们家族接受监护,但他对我们最隐秘、最深邃的秘密一无所知,也不了解我们的苦恼。他对别的那些事也几乎一无所知。对阿尔诺来说,我的母亲只是个在庄园楼上被人照料着的模糊角色:对他来说,她只是个病人而已。
所以,父亲和我只能用眼神交流彼此的担忧。面对外人的时候,我们会尽量举止如常,母亲卧病两年的事实也缓解了悲痛本身。我们的悲伤只是向阿尔诺隐瞒的另一个秘密而已。
我们离恍然大悟的时刻越来越近了。我想到了最初的事件,想到了自己第一次真正思考我的父母——尤其是母亲——的那些事的时刻。在我看来,它就像一块路牌,指引着我的命运之路。
那件事发生在女修道院里。我第一次去女修道院的时候只有五岁,关于它的记忆远远算不上完整。真正给我留下印象的,只有成排的床铺,外加一段清晰却有些不连贯的记忆:我透过结着霜花的窗户向外张望。除此之外,我还有印象的就是女院长了。
女院长弯腰驼背,始终是一副臭脸,而且出了名地残忍。她穿行在女修道院的走廊时,总是用双手托着手杖,仿佛要给宴会上菜。回到办公室以后,她会把手杖放在书桌上。那时候我们常说“轮到你了”。有一阵子,我是她办公室的常客,因为她痛恨我的乐观,对我喜欢笑这件事颇有怨言,总是把我快活的笑容称作“假笑”。她说那根手杖会让我笑不出来。
女院长没说错。我的确不笑了。暂时。
接着有一天,母亲和父亲出于我不清楚的理由来拜访女院长,而我按照他们的要求去了办公室。我发现我的父母转过椅子,欢迎我的到来,而女院长从书桌后面站了起来,脸上挂着平时那种毫不掩饰的轻蔑,看起来随时都会开始历数我的众多缺点。
如果来看我的只有母亲,我还不会表现得这么正式。我会跑到她身边,躲到她的裙摆后面,希望能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但他们两个都来了,而父亲对我来说就像国王。我们遵守的礼仪模式都是由他制定的——当初坚持要我来女修道院的人也是他。于是我走上前去,行了个屈膝礼,然后静静等待。
我母亲抓起了我的手。我不清楚她是怎么看到的,因为我把手收在身侧,但不知为何,她仍旧瞥见了手杖在上面留下的痕迹。
“这是什么?”她抬起我的手,质问女院长。
在我的记忆里,女院长从来都镇定自若,但在那个时候,我看到她脸色发白。眨眼的工夫,我母亲就从女院长眼中那位彬彬有礼、举止得体的宾客,变成了一座随时会喷发的火山。我们都感受到了。女院长的感受尤其强烈。
她连说话都开始结巴了。“我说过的,埃莉斯是个任性又淘气的孩子。”
“所以你就用手杖打她了?”我的母亲质问道,她的怒气正在增长。
女院长硬着头皮答道:“不然你觉得我还能怎么维持秩序?”
母亲抄起那根手杖。“我没想到你会用这种方法。你以为它会让你强大吗?”她用手杖用力敲了敲桌子。女院长吃了一惊,她吞了口口水,目光转向我父亲,后者却带着令人费解的古怪表情看着她们俩,就好像这些事完全和他无关似的。“噢,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母亲补充道,“它只会让你更弱小。”
她站起身,怒视着女院长,然后第二次用手杖敲了敲桌子,让女院长又吓了一跳。接着母亲拉起我的手:“跟我们走,埃莉斯。”
我们离开了女修道院。从那以后,教我学习的人就换成了家庭教师。
我们冲出女修道院,坐进马车,一路无言地回了家。但看到生着闷气的母亲和父亲,我想到了一件事:贵妇人是不会做出母亲刚才那种举动的。至少普通的贵妇人不会。
另一条线索出现在大约一年以后。那是在某个千金小姐位于附近庄园举办的生日聚会上。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都在和玩偶玩耍,让它们“喝下午茶”,只不过那儿既没有真的茶,也没有真的糕点,只是几个小女孩假装给玩偶喂茶和糕点。即使在那时的我看来,这么做也蠢透了。
男孩们在不远处玩着玩具兵,于是我走过去想一起玩,对他们的震惊和沉默毫无察觉。
我的保姆露丝把我拉到旁边。“埃莉斯,你还是跟玩偶玩吧。”她的语气坚决却紧张,胆怯地看向投来不满目光的其他保姆。我听话地坐了下来,装作对不存在的茶和糕点感兴趣的样子,等这段尴尬的插曲过去以后,草坪恢复了常态:男孩们摆弄着玩具兵,女孩们陪着玩偶,保姆们照看着我们,而在不远处,一群贵妇人坐在铸铁长椅上,聊着天。
我看着那些正在闲聊的贵妇人,用母亲的目光去打量他们。我看到了自己变成那种成日闲聊的贵妇人的可能性,而我突然非常肯定,这不是我想要的未来。我不想变成那样的母亲,我想和我的母亲一样,找个借口远离那些长舌妇,独自站在远处的水边,显得鹤立鸡群。
我收到过一张韦瑟罗尔先生的纸条。他用他的母语——也就是英语——写道,他希望见母亲一面,要求我在午夜时和他在藏书室碰面,然后护送他去她的房间。而且他希望我别告诉父亲。
这下我又多了个秘密。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像在巴黎见过的那些穷苦百姓,因为那些沉重的秘密几乎压弯了我的腰。
虽然我只有十岁大。
1778年4月11日
午夜时分,我穿上睡袍,拿起一根蜡烛,悄悄走下楼梯,来到藏书室,在那里等待韦瑟罗尔先生。
他早就溜进了庄园,脚步悄无声息,甚至连狗儿都没有惊动。他走进图书馆的时候,我差点没听见门的开合声。他轻巧地几步跨过房间,扯掉头上的假发——他痛恨那东西——然后攥住我的双肩。
“他们说她的病情很不乐观。”听他的语气,似乎希望这只是谣言。
“是的。”我说着,垂下了目光。
他闭上了眼睛。虽然他算不上老——大概四十五六发,比母亲和父亲稍大一点儿——可岁月却在他脸上留下了鲜明的痕迹。
“韦瑟罗尔先生和我曾经很亲密。”母亲曾经告诉过我。说这话的时候,她露出了微笑。我甚至觉得她的脸红了。
我初次和韦瑟罗尔先生相遇,是在一个寒冷的二月日子。那年冬天是我经历过的第一个真正的寒冬。在巴黎,塞纳河泛滥结冻,贫苦的人们在街头奄奄一息,但凡尔赛的情况截然不同。等我们醒来时,下人们已经在壁炉里生好了火,我们吃完热腾腾的早餐,然后裹上厚厚的皮衣,穿上暖手筒,在宅地上悠闲地散步。
那天阳光明媚,但丝毫没能缓解刺骨的寒意。厚厚的积雪上结了一层坚硬的冰,我们的爱尔兰猎狼犬“挠挠”走在上面,爪子甚至都不会陷下去。它试探着走了几步,然后放下心来,快活地吠叫一声,冲向前去。母亲和我慢慢朝着南部草坪边缘的树林走去。
我拉着她的手,一边走一边回头张望。在远处,我们家的庄园在阳光和积雪的反光中熠熠生辉,闪烁的窗璃仿佛眨着眼睛。等我们走到阳光下,钻进树林里的时候,庄园变得模糊不清,仿佛笼罩在铅笔描绘的阴影里。我这才意识到,我们走得比平时要远,已经脱离了庄园的庇护。
“如果你看到有位绅士站在树荫下,不用害怕。”母亲说着,朝我略微弯下腰。她的声音很轻,我不由得把她的手攥得更紧了些,而她大笑起来。“我们来这儿可不是巧合。”
我当时只有六岁,对女人在这种情况下和男人见面可能代表的意义一无所知。在我看来,我母亲只是见了个男人而已,就像她和我们的园丁伊曼纽尔聊天,或者跟让——他是我们的马车夫——一起出门那样,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寒霜的笼罩下,整个世界都仿佛静止了。树林里比积雪覆盖的草坪更加安静,我们沿着小径步入树林深处,感受着周围的静谧。
“韦瑟罗尔先生喜欢玩游戏。”我母亲说。她压低了声音,以免打破这片宁静。“他也许想吓我们一跳,所以你应该做好心理准备。我们要审视并观察周围的环境。你看到脚印了吗?”
我们周围的积雪保持着原样。“没有,妈妈。”
“很好。这样我们就能判断出可能的范围了。好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藏在哪里呢?”
“树后面?”
“很好,很好——那这儿呢?”她指了指头顶,我伸长脖子,看着头顶的林冠,寒霜在破碎的阳光中闪烁着。
“永远留意周围的一切,”母亲微笑着说,“用你的眼睛去看,如果可能的话,永远不要低头。别让其他人注意到你的目光所向。在这一生里,你会遇到许多对手,而那些对手会尝试理解你的意图。只要让他们没法猜透,情势就会对你有利。”
“妈妈,我们的访客会爬到树上吗?”我问她。
她吃吃地笑了起来。“不会。事实上,我已经看到他了。埃莉斯,你看到他了吗?”
我们停下了脚步。我看着前方的那些树。“没有,妈妈。”
“现身吧,弗雷迪。”妈妈大声说。果然,在我们前方几码远处,有个灰胡子男人从树后走了出来,摘下头上的三角帽,夸张地鞠了一躬。
凡尔赛的男人都是一个样子。他们看不起所有打扮跟他们不同的人。他们的脸上挂着“凡尔赛式笑容”——那是我的叫法——那种表情介于困惑与厌烦之间,仿佛随时都会说出一句诙谐妙语——而这一点似乎是宫廷里的所有男人最看重的事。
但我面前这个男人却不太一样:光是他那副大胡子就足以证明。虽然他也在笑,但那并非凡尔赛式笑容。恰恰相反,那笑容温柔却又认真,代表他是那种开口前会三思,而且说到做到的人。
“我看到你的影子了,弗雷迪。”母亲笑着说。他走上前来,吻了她伸出的手,又吻了我的手,接着再次鞠躬。
“影子?”他说着,嗓音温和却略显粗野,语调就像水手或是士兵。“噢,见鬼,看来我的身手不比从前了。”
“那可太糟了,弗雷迪,”母亲大笑起来,“埃莉斯,这位是韦瑟罗尔先生,一位英国人。他是我的同事。弗雷迪,她就是埃莉斯。”
同事?就像乌鸦们那样?不,他跟他们完全不像:他没有瞪我,而是吻了我的手。“迷人的小姐。”他粗声粗气地说。他的英国口音听起来非常古怪,却又带着莫名的魅力。
母亲用严肃的眼神看着我。“韦瑟罗尔先生是我们的密友和保护人,埃莉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最先想到的应该是他。”
我有些吃惊地看着她。“那父亲呢?”
“父亲很爱我们,也愿意为了我们牺牲性命,但像你父亲那样的重要人物不应该被家庭的责任拖累。所以我们才会需要韦瑟罗尔先生,埃莉斯,这样你父亲就不必为女眷的事操心。”她的眼里泛起更加意味深长的表情。“不需要麻烦你父亲,埃莉斯,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妈妈。”
韦瑟罗尔先生连连点头。“愿为您效劳,小姐。”他对我说。
我行了屈膝礼。“谢谢你,先生。”
挠挠跑了过来,它兴奋地欢迎了韦瑟罗尔先生。他们俩明显是老朋友了。
“朱莉,我们能谈谈吗?”我们的保护人说着,把三角帽戴回头上,示意和她边走边说。
我走在几步远的后面,听着他们低声谈话的零星片段。我听到了“大团长”和“国王”,但那些只是我常在门后偷听到的字眼罢了。直到几年以后,那些词语才有了更深的意义。
然后那件事就发生了。
回想起来,我已经不记得当时那些事的顺序了。我记得自己看到母亲和韦瑟罗尔同时紧张起来,而挠挠竖起全身的毛发,开始狂吠。然后我母亲猛地转过身去。我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只见我左边的树丛里站着一头狼:那是一头毛色黑灰相间的狼,静静地站在林木间,以饥饿的眼神打量着我。
母亲的暖手筒里伸出了一把银色的刀,她飞快地迈出两步,挡在我身前。我抓住她的衣裙,而她面对着那头狼,将刀刃举在身前。
在另一边,韦瑟罗尔先生捏住挠挠的后颈,不让咆哮着的它扑上去。我注意到,他的另一只手伸向了腰间的剑柄。
“等等。”母亲用命令的口气说。她抬起一只手,示意韦瑟罗尔先生别动。“我不觉得这头狼会攻击我们。”
“我可没那么肯定,朱莉,”韦瑟罗尔先生提醒她,“这头狼看起来可是饿得要命啊。”
那头狼盯着我母亲。她转过头来,同时对我们两个说话。“它在山里找不到食物,所以才不顾一切地跑到这儿。但我想这头狼知道,如果它发起攻击,就会与我们为敌。与其面对难缠的敌人,倒不如去别处觅食。”
韦瑟罗尔先生发出短促的笑声。“为什么我嗅到了一丝寓言的气息?”
“因为,弗雷迪,”母亲笑着说,“这就是个寓言。”
那头狼又盯着我们看了一会儿,目光始终不离母亲,最后它垂下头,转过身去,缓缓走开。我们看着它消失在林间,我母亲收起了架势,把刀子藏回暖手筒里。
我看着韦瑟罗尔先生。他扣好了外套的纽扣,那把剑也不见了踪影。
而我离恍然大悟又近了一步。
我把韦瑟罗尔先生领到母亲的房间那边,他要求独自和她见面,又保证说会自己想办法离开。我好奇地透过钥匙孔看向屋内,只见他坐在她窗边的椅子上,握住她的手,垂下了头。片刻过后,我似乎听见了他的抽泣声。
1778年4月12日
我在自己的房间看着窗外,想起了去年夏天:那时的我抛下烦恼,像小女孩那样和阿尔诺快乐地玩耍,和他在树篱迷宫里跑来跑去,为甜点吵架,却没想到这段无忧无虑的日子会如此短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