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澡 杨绛免费阅读全本番外

洗澡 杨绛
《洗澡》是杨绛写于一九八○年代的一部长篇，常被人与其夫婿钱钟书的名作《围城》相提并论。

以文字见长的作家施蛰存曾罕有地称许：“《洗澡》给我的感觉就像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精神表现在全书的对话中……《洗澡》的作者运用对话和曹雪芹有异曲同工之妙……《儒林外史》的精神，不用解释，因为《洗澡》中的人物都是‘儒林’中人。”

《洗澡》写中国知识分子在三反五改的嘴脸，字里行间透着对世情的了然，却又处处是令人拍案的讽喻。《洗澡》中写女性对男人的失望，对照《围城》中对女性的挖苦，极为有趣。

杨绛以平实的笔触，朴素、甚至不动声色，而写尽了一个动荡时代对人心灵的冲击以及人们内心的改变。

第一部第一章

解放前夕，余楠上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当——至少余楠认为他是上了胡小姐的当。他们俩究竟谁亏负了谁，旁人很难说。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他们俩中间那段不清不楚的糊涂交情呢。

余楠有一点难言之苦：他的夫人宛英实在太贤惠了，他凭什么也没有理由和她离婚。他实在也不想离。因为他离开了宛英，生活上诸多不便，简直像吃奶娃娃离开了奶妈。可是世风不古，这个年头儿，还兴得一妻一妾吗？即使兴得，胡小姐又怎肯作妾？即使宛英愿意“大做小”，胡小姐也决不肯相容啊！胡小姐选中他做丈夫，是要他做个由她独占的丈夫。

胡小姐当然不是什么“小姐”。她从前的丈夫或是离了，或是死了，反正不止一个。她深知“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所以要及时找个永久的丈夫，做正式大人。在她的境地，这并不容易。她已到了“小姐”之称听来不是滋味的年龄。她做夫人，是要以夫人的身份，享有她靠自己的本领和资格所得不到的种种。她的条件并不苛刻，只是很微妙。比如说，她要丈夫对她一片忠诚，依头顺脑，一切听她驾驭。他却不能是草包饭桶，至少，在台面上要摆得出，够得上资格。他又不能是招人钦慕的才子，也不能太年轻、太漂亮，最好是一般女人看不上的。他又得像精明主妇雇用的老妈了，最好身无背累，心无挂牵。胡小姐觉得余楠具备他的各种条件。

胡小姐为当时一位要人（他们称为“老板”）津贴的一个综合性刊物组稿，认识了余楠。余楠留过洋，学贯中西，在一一个杂牌大学教课，虽然不是名教授，也还能哄骗学生。他常在报刊尾巴上发表些散文、小品之类，也写写新诗。胡小姐曾请他为“老板”写过两次讲稿。“老板”说余楠稍有才气，旧学底子不深，笔下还通顺。他的特长是快，要什么文章，他摇笔即来。“老板”津贴的刊物后来就由他主编了。他不错失时机，以主编的身份结交了三朋四友。吹吹捧捧，抬高自己的身价。他捧得住饭碗儿，也识得风色，能钻能挤，这几年来有了点儿名气，手里看来也有点积蓄；相貌说不上漂亮，还平平正正，人也不脏不臭；个儿不高，正开始发福，还算得“中等身材”。说老实话，这种男人，胡小姐并不中意。不过难为他一片痴心，又那么老实。他有一次“发乎情”而未能“止乎札仪”，吃了胡小姐一下清脆的耳光。他下跪求饶，说从此只把她当神仙膜拜。好在神仙可有凡心，倒不比贞烈的女人。胡小姐很宽容地任他亲昵，只到他情不自禁，才推开说：“不行，除非咱们正式结婚。”

余楠才四十岁，比胡小姐略长三四年。他结婚早，已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已先后考上北平西郊的大学，思想都很进步，除了向家里要钱，和爸爸界钱划得很清。女儿十六岁，在上海一个教会女中上学，已经开始社交。宛英是容易打发的。胡小姐和她很亲近，曾多方试探，拿定她只会乖乖地随丈夫摆布，决不捣乱牵掣，余楠可以心无挂虑地甩脱他的家庭。可是余楠虽然口口声声说要和胡小姐正式结婚，却总拖延着不离婚。胡小姐也只把他捏在手心里，并不催促。反正中选的人已经拿稳了一个，不妨再观望一番。好在余楠有他的特点，不怕给别的女人抢走。

余楠非常精明，从不在女人身上撒漫使钱。胡小姐如果谈起某个馆子有什么可口的名菜，他总说：“叫宛英给你做个尝尝。”宛英传授得老太太一手好烹调，余楠又是个精于品尝的“专家”。他当了刊物的主编，经常在家请客。这比上馆子请客便宜而效益高。他不用掏腰包，可以向“刊物”报销。客人却就此和他有了私交，好像不是“刊物”请客组稿，而是余楠私人请的，并且由他夫人亲手烹调的。胡小姐有时高兴，愿意陪他玩玩，看个电影之类。余楠总涎着脸说：“看戏不如看你？”当然，看戏只能看戏里谈情说爱，远不如依偎着胡小姐诉说衷情。不过，胡小姐偶尔请他看个戏或吃个馆子，他也并个推辞。因为他常为胡小姐修改文章，或代笔写信。胡小姐请他，也只算是应给的报酬。有一次胡小姐请他看戏。散场出来，胡小姐觉得饿了，路过一家高级西莱馆，就要进去吃晚饭。余楠觉得这番该轮到自己做东了，推说多吃了点心，胃里饱闷，吃不下东西，胡小姐说：“我刚听见你肚里咕噜噜地叫呢”，一面说，就昂首直入餐馆。余楠少不得跟进去，只是一口咬定肚里作响是有积滞，吃不进东西。他愿意陪坐，只叫一客西菜，让胡小姐独吃。胡小姐点了店里最拿手的好菜；上菜后，还只顾劝余楠也来一份，余楠坚持“干陪”，只是看着讲究的餐具，急得身上冒汗；闻着莱肴的香味，馋得口中流涎。幸喜帐单未及送到他手里，胡小姐抢去自己付了。胡小姐觉得他攥着两拳头一文不花，活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听说他屡遭女人白眼，想必有缘故。不过，作为一个丈夫呢，这也不失为美德。他好比俭啬的管家婆，决不挥霍浪费。反正她早就提出条件，结了婚，财政权归她。余楠一口答应。在他，财政权不过是管理权而已，所有权还是他的，连胡小姐本人也是他的。

时势造英雄，也造成了人间的姻缘。“老板”嘴里说：“长江天险，共产党过不了江，夹江对峙是早经历史证实的必然之势，”可是他脚下明白，早采用了“三十六计”里的“上计”。他行前为胡小姐做好安排，给她的未来丈夫弄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主任。这当然是酬报胡小姐的，只为她本人不够资格，所以给她的丈夫。余楠得知这个消息，吞下了定心丸，不复费心营求。他曾想跟一个朋友的亲戚到南美经商，可是那个朋友自己要去，照顾不到他。他又曾央求一个香港朋友为他在香港的大学里谋个教席。那个朋友不客气，说他的英语中国调儿太重，他的普通话乡音大多，语言不通，怎么教书，还是另作打算。他东投西奔，没个出路。如今胡小姐可以带他到巴黎去，他这时不离婚，更待何时！

他对胡小姐说，家事早有安排，他认为乘此时机，离婚不必张扬，不用请什么律师，不用报上登什么启事，不用等法院判定多少赡养费等等，他只要和宛英讲妥，一走了之。胡小姐很讲实际，一切能省即省，她只要求出国前行个正式婚礼。余楠说，婚礼可在亲友家的客堂里举行，所谓“沙龙”结婚。胡小姐不反对“沙龙”结婚，不过一定要请名人主婚，然后出国度蜜月；“沙龙”由她找，名人也由她请。她只提出一个最起码的条件——不是索取聘礼。她要余楠置备一只像样的钻戒，一对白金的结婚戒指。余楠说，钻石小巧的不像样，大了又俗气，况且外国人已不兴得佩戴珍贵首饰，真货存在保险库里，佩戴的只是假货。至于白金戒指，余楠认为不好看，像晦暗的银子，还不如十八K的洋金。

胡小姐并不坚持，她只要一点信物。余楠不慌不忙，从抽屉深处取出一对椭圆形的田黄图章。他蘸上印泥，刻出一个阳文，一个阴文的“愿作鸳鸯不羡仙”，对胡小姐指点着读了两遍，摇头晃脑说：

“怎么样？”

胡小姐满面堆笑说：“还是古董吧？”

胡小姐见识过晶莹熟糯的田黄。这两块石头不过光润而已。余楠既不是世家子，又不是收藏家，他的“古董”，无非人家赠送他和宛英的结婚礼罢了。即使那两块四黄比黄金还珍贵，借花献佛的小小两块石头，也镇不住胡小姐的神仙心性呀！她满口赞赏，郑重交还余楠叫他好好收藏，她敛去笑容说，还有好多事要办，叫余楠等着吧。她忙忙辞出，临走回头一笑说：“对了，戒指我也有现成的！”

用现在流行的话，他们俩是“谈崩了。”

胡小姐择夫很有讲究，可是她打的是如意算盘。不，她太讲求实际，打的是并不如意的算盘。她只顾要找个别的女人看不中的“保险丈夫”。忘了自己究竟是女人。她看到余楠的小气劲儿，不由得心中大怒。她想：“倒便宜！我就值这么两块石头吗？我迁就又迁就，倒成了‘大减价’的货色了！”那个洋官的职位是胡小姐手里的一张王牌难道除了你余楠，就没人配当了！她连成有她爱恋的人，只为人家的夫人是有名的雌老虎，抱定“占着茅房不拉屎”主义，提出口号：“反正不便宜你，我怎么也不离！”胡小姐只好退而求其次，选中了余楠，多承余楠指点了她“一走了之”的离婚法和“沙龙”结婚法。她意中人的夫人尽管不同意，丈夫乘此时机一走出国，夫人虽然厉害，只怕也没法追去，反正同样不是正式的离、正式的结，何必委曲求全，白便宜你余楠呢！她在敛去笑容，叫余楠“等着吧”的时候，带些咬牙切齿的意味。他害自己白等了一两年，这会儿叫他白等几天也不伤天地。她临走回头说的一句话，实在是冷笑的口吻。她只是拿不稳她那位意中人有没有胆量担着风险，和她私奔出国。所以当时还用笑容遮着脸。

余楠哪里知道。她觉得胡小姐和他一样痴心，不然，为什么定要嫁他呢。

他“痴汉等婆娘”似地痴等着她的消息。不过也没等多久。不出十天，他就收到胡小姐的信，说她已按照他的主意，举行了一个“沙龙”婚礼，正式结婚。信到时，他们新夫妇已飞往巴黎度蜜月。行色匆匆，不及面辞，只一瓣心香，祝余楠伉俪白头偕老，不负他“愿作鸳鸯不羡仙”的心意。

第二章

这封信由后门送进厨房，宛英正在厨下安排晚饭。她认得胡小姐的笔迹，而且信封上明写着“南京胡寄”呢，胡小姐到南京去，该是为了她和余楠出国的事吧？宛英当然关心。她把这封信和一卷报刊交给杏娣，叫她送进书房去。她自己照旧和张妈忙着做晚饭的菜。

这餐晚饭余楠简直食而不知其味。他神情失常，呆呆地、机械地进食，话也不说。熏鱼做得太咸些，他也没挑剔。一晚上他只顾翻腾，又唉声叹气。余楠向来睡得死，从没理会到宛英睡得很轻，知道他每次辗转不寐的原因。第二天他默默无言地吃完早饭就出门了。宛英从字纸篓里找出那封撕碎又扭捏成一团的信——信封只撕作两半，信纸撕成了十几片。宛英耐心抚平团皱的碎片，一一拼上，仔细读了两遍。她又找出那一对田黄图章，发现已换了簇新的锦盒。

宛英不禁又记起老太太病中对她说的话：“阿楠是‘花’的——不过他拳头捏得紧，真要有啥呢，也不会”。西洋人把女人分作“母亲型”和“娼妓型”。“花”就相当于女人的“娼妓型”。不过中国旧式女人对于男人的“花”，比西洋男人对女人的“娼妓垫”更为宽容。宛英觉得“知子莫若母”。显然这回又是一场空，证实了老太太所谓“真要有啥呢，也不会”。宛英和余楠是亲上做亲。余楠的母亲和宛英的继母是亲姐妹。宛英和余楠同岁，相差几个月。一个是“楠哥”，一个是“英姐”。余老太太只有这个儿子。她看中宛英性情和婉，向妹妹要来做干女儿，准备将来做儿媳妇。宛英小时候经常住在余楠家，和余老太太一个床上睡，常似懂非懂他说自己是“好妈奶的童养媳妇”。她长大了不肯再这么说，不过她从小就把自己看作余家的人。她和余楠结婚后连生两个儿子，人人称她好福气，她也自以为和楠哥是“天配就的好一对儿”。她初次发现楠哥对年轻女学生的倾倒，初次偷看他的情书，初次见到他对某些女客人的自吹自卖，谈笑风生，轻飘飘的好像会给自己的谈风刮走，全不像他对家人的惯态，曾气得暗暗流泪。她的胃病就是那个时期得的。她渐渐明白自己无才无貌，配不过这位自命为“一表堂堂”的才子，料想自己早晚会像她婆婆一样被丈夫遗弃。她听说，他公公是给一个有钱的寡妇骗走的。她不知哪个有钱的女人会骗走余楠，所以经常在侦察等待。假如余楠和她离婚，想必不会像他父亲照顾他母亲那样照顾妻子。

余楠每月给老太太的零用钱还不如一个厨娘的工钱。宛英的月钱只有老太太的一半。宛英曾发愁给丈夫遗弃了怎么办。她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她可以出去做厨娘，既有工钱，还有油水，不称意可以辞了东家换西家。如果她不爱当厨娘，还可以当细做的娘姨。她在余家不是只相当于“没工钱、白吃饭”的老妈子吗！出去帮人还可以扫扫余楠的面子。不过宛英知道这只是空想，她的娘家和她的子女决不会答应。

余楠“花”虽“花”，始终没有遗弃她。老太太得病卧床，把日用帐簿并给宛英说：“这是流水帐，你拿去仔细看看，学学。”宛英仔细看了，懂了，也学了。老太太不过是代儿子给自己一份应给的管家费。宛英当然不能坏了老太太的规矩。余楠查帐时觉得宛英理家和他妈妈是同一个谱儿。老太太病危，自己觉得不好了，乘神识还清，背着人叫宛英找出她的私蓄说：“这是我的私房，你藏着，防防荒，千万别给阿楠知道。”她又当着儿子的面，把房契和一个银行存折交给宛英，对儿子说：“你的留学费是从你爹爹给我的钱里提出来的，宛英的首饰，也都贴在里面了。这所房子是用你爹爹给我的钱买的。宛英服侍了我这许多年，我没什么给她，这所房子就留给她了。存折上是你孝敬我的钱，化不完的，就存上；没多少，也留给宛英了。”“留给宛英”是万无一失的留在余家，因为余楠究竟是否会“有啥”，老太太也拿不稳。

老太太去世后，宛英很乖觉地把老太太的银行存折交给余楠说：“房契由我藏着就是了。钱，还是你管。”余楠不客气地把钱收下说：“我替你经管。”其实宛英经常出门上街，对市面很熟，也有她信得过的女友，也有她自己的道路，不过她宁愿及早把存折交给余楠，免得他将来没完没了地算计她那几个钱。

宛英料定余楠这回是要和胡小结婚了。据他说，“老板”报酬他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什么职位。共产党就要来了，他得乘早逃走。尽管他儿子说共产党重视知识分子，叫爸爸别慌，他只说：“我才不上这个当！”不过他说宛英该留在国内照看儿女，他自己呢，非走不可。宛英只劝他带着女儿同走，因为他偏宠女儿，女儿心上也只有爸爸，没有妈妈，从不听妈妈一句话。余楠说，得等他出国以后再设法接女儿，反正家里的生活，他会有安排。宛英明白，余楠的安排都算计在留给宛英的那所房子上。不过，她也不愁，她手里的私房逐渐增长，可以“防防荒。”两个儿子对她比对爸爸妈妈；女儿如不能出国，早晚会出嫁。宛英厌透了厨娘生活，天天熏着油气，熏得面红体胖，看见油腻就反胃，但愿余楠跟着胡小姐快快出洋吧，她只求粗茶淡饭，过个清静日子。

可是老太太的估计究竟不错。胡小姐还是和别人结婚了。宛英的失望简直比余楠还胜几分。这会影响余楠的出国吗？她瞧余楠惶急沮丧的神情，觉得未可乐观。他连日出门，是追寻胡小姐还是去办他自己的事呢？

黄金、美钞、银元日夜猛涨，有关时局的谣言就像春天花丛里的蜜蟀那样闹哄哄的乱。宛英忍耐了几天，干脆问余楠：“楠哥，你都准备好了吗？要走，该走了，听说共产党已经过江了。”

余楠长叹一声，正色说：“走，没那么容易！得先和你离了婚才行。你准备和我离婚吗？”

宛英便不回答。

余楠说：“我没知道出洋是个骗局，骗我和你离婚的。”

宛英说：“你别管我，你自己要紧呀！”

余楠说：“可是我能扔了你吗？”

宛英默然。她料想余楠出国的事是没指望的了，那个洋官的职位是“老板”照顾胡小姐的。

她不说废话，只着急说：“可是你学校的事已经辞了。南美和香港的事也都扔了。”——余楠对宛英只说人家请他，他不愿去；宛英虽然知道真情，也只顺着他说。

余楠满面义愤，把桌子一拍说：“有些事是不能做交易的！我讨饭也不能扔了你呀！”他觉得自己问心无愧，确实说了真话。

宛英凝视着余楠，暗暗担忧。她虽然认为自己只是家里的老妈子，她究竟还是个主妇，手下还有杏娣和张妈，如果和楠哥一起讨饭，她怎么伺候他呢？

余楠接着说：“共产党来也不怕！咱们乘早把房子卖了，就无产可共。你炒五香花生是拿手，我挎个篮子出去叫卖，小本经纪，也不是资本家！再不然，做叫化子讨饭去！”

宛英忽然记起一件事。二三月间，北京有个姓丁的来信邀请余楠到北京工作。余楠当时一心打算出国，把债一扔说：“还没讨饭呢！”宛英因为儿子都在北京，她又厌恶上海，曾拣起那封信反复细看，心上不胜惋惜。这时说起“讨饭”，她记那封信来。她说：“你记得北京姓丁的那个人写信请你去吗？你好像没有回信。”她迟疑说：“现在吃‘回头草’，还行吗？——不过，好像过了两三个月了。那时候，北京刚解放不久——那姓丁的是谁呀？”

余楠不耐烦说：“丁宝桂是我母校的前辈同学，他只知道我的大名，根本不认识。况且那封信早已扔了，叫我往哪儿寄信呀？”

宛英是余楠所谓“脑袋里空空的”，所以什么细事都藏得住。她说她记得信封上印就的是“北平国学专修社”几个红字，上面用墨笔划掉，旁边写的是“鹅鹁子胡同文学研究社”。

余楠知道宛英的记性可靠。他想了一想，灵机一动，笑道：“我打个电报问问。”

他草拟了电报稿子，立刻出去发电报。

宛英拼凑上撕毁的草稿。头上一行涂改得看不清了，下面几行是“……信，谅早达。兹定于下月底摒当行李，举家北上。”他准是冒充早已写了回信。宛英惊讶自己的丈夫竟是个撒谎精。

电报没有返回，但杳无回音。不到月底，上海已经解放。她越等越着急，余楠却越等越放心，把事情一一办理停当。将近下月底，余楠又发了一个电报，说三天后乘哪一趟火车动身。

宛英着急说：“他们不请你了呢？”

余楠说：“他们就该来电或来信阻止我们呀？”

宛英坐在火车上还直不放心。可是到了北京，不但丁先生亲自来接，社里还派了两人同来照料，宿舍里也已留下房子，宛英如在梦中，对楠哥增添了钦佩，同时也增添了几分鄙薄。

第三章

北京一解放，长年躲在角落里的“北平国学专修社”面貌大改。原先只是一个冷冷清清的破摊子，设在鹅鹁子胡同“东方晒图厂”大院内东侧一溜平房里。中间的门旁，挂着个“北平国学专修社”的长牌子，半旧不新，白底黑字，字体很秀逸，还是已故社长姚謇的亲笔。这里是办公室和图书室。后面还有空屋，有几间屋里堆放着些旧书，都是姚謇为了照顾随校内迁的同事，重价收购的。姚謇的助手马任之夫妇和三两个专修生住在另几间空屋里。

姚謇是一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北平沦陷前夕，学校内迁，姚謇有严重的心脏病，没去后方。他辞去教职，当了“国学专修社”的社长。这个社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好像姚謇辞职前早已存在。反正大院里整片房屋都是姚謇的祖产。姚謇当时居住一宅精致的四合院连带一个小小的花园，这还是他的家产。此外，他家仅存的房产只有这个大院了。有人称姚謇为地道的败家子，偌大一份田地房屋，陆陆续续都卖光了。有人说他是地道的书呆子，家产全落在帐房手里，三钱不值两钱地出卖，都由帐房中饱私肥了。这个大院里的房了抵押给一个企业家做晒图厂，单留下东侧一带房子做“国学专修社”的社址。

社里只寥寥几人：社长姚謇，他的助手马任之和马任之的夫人王正，两三个“专修生”，还有姚謇请来当顾问的两三位老先生，都是沦陷区伪大学里的中文教师，其中一位就是丁宝桂。社的名义是“专修同学”，主要工作是标点并注释占籍；当时注释标点的是《史记》。姚謇不过是挂名的社长，什么也不管。马任之有个“八十老母”在不知哪里的“家乡”，经常回乡探亲。王正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是个足不出户的病包儿，可是事情全由她管。她负责指点那三两个“专修生”的工作，并派他们到各图书馆去“借书”、“查书”，或“到书店买书”。至于工作的成绩和进度，并无人过问。顾问先生们每月只领些车马费，每天至多来社半天；来了也不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聊天。姚謇也常来聊天。

胜利前夕，姚謇心脏病猝发，倒下就没气了。姚太太是女洋学生的老前辈，弹得一手好钢琴。他们夫妇婚姻美满，只是结婚后足足十五年才生得一个宝贝女儿。姚太太怀孕期间血压陡高，女儿是剖腹生的，虽然母女平安，姚太太的血压始终没有下降。姚謇突然去世，姚太太闻讯立即风瘫痪了，那是一九四五年夏至前夕的事。他们的女儿姚宓生日小，还不足二十岁，在大学二年级上学，正当第二学期将要大考的时候。她由帐房把她家住房作抵押，筹了一笔款子，把母亲送入德国医院抢救，同时为父亲办了丧事。

姚太太从医院出来，虽然知觉已经回复，却半身不遂，口眼歪斜，神识也不像原先灵敏了。大家认为留得性命，已是大幸，最好也只是个长病人了。姚太太北京没有什么亲人，有个庶出的妹妹嫁在天津，家境并不宽裕，和姚家很少来往。姚宓的未婚夫大学毕业，正等出国深造。他主张把病人托付给天津的姨妈照管，姚宓和他结了婚一同出国。可是姚宓不但唾弃这个办法，连未婚夫也唾弃了。她自作主张，重价宴请了几位有名的中医大夫，牛黄、犀角、珠粉等昂贵药物不惜工本，还请了最有名的针灸师、按摩师内外兼施，同时诊治。也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姚太太神识复元，口眼也差不多正常了，而且渐渐能一瘸一拐下地行走。可是她们家的四合院连小小的花园终究卖掉了，帐房已经辞走，家里的佣人也先后散去。母女搬进专修社后面的一处空屋去居住。姚宓还在原先的大学里，不当大学生而当了图书馆的一名小职员，薪水补贴家用，雇街坊上一位大娘早来晚归照看病人。好在大院东侧有旁门，出入方便。

这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马任之却一去无踪。专修生已走了一个。社长去世后并无人代理，“专修社”若有若无。王正照旧带领着一两个专修生工作，并派遣他们到各处图书馆和书店去“借书”、“查书”或“买书”。丁宝桂等几位老先生还照常来闲坐聊天，不过车马费不是按月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