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纹身的女孩 作者：斯蒂格·拉赫松
《第一部：龙纹身的女孩》
八十二岁的瑞典产业巨子范耶尔在生日当天，照例收到了一幅匿名寄来的裱框压花，却令他情绪溃堤地哭了起来……
备受尊重的金融记者布隆维斯特一向以揭发企业丑闻为职志，却突然因一篇报道而获诽谤罪，职业生涯跌入谷底，不得不辞去亲手创办的《千禧年》杂志发行人一职。此时，一位大企业家亨利·范耶尔突然找上门来，开出不可思议的天价，请布隆维斯特花费一年的时间为他撰写传记，同时私下偷偷调查一起沉寂多年的少女失踪案，他的侄女四十年前在瑞典北部他们家族所有的一个岛屿上神秘消失的事实数十年来一直折磨着他。失业且面临财务危机的布隆维斯特接受了这一令人不安的请托。最终，他发现了隐藏在这个光鲜亮丽的显赫家族背后令人毛骨悚然的秘密。
在调查过程中，布隆维斯特认识了矮小瘦弱的莎兰德，她貌似问题少女，却是个顶尖级的骇客，对电脑的掌控有如跟魔鬼签了契约，有了她的协助，布隆维斯特如虎添翼，然而这个龙文身的女孩的身世和内心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
在瑞典，平均每3人就拥有1本《龙文身的女孩》；
在丹麦，《龙文身的女孩》销售程度仅次于圣经；
在法国，每4部车里就可以找到1人拥有《龙文身的女孩》；
在英美，每个读了《龙文身的女孩》的人都为之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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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十一月的一个星期五
这事每年都会发生，几乎成了惯例，而今天是他八十二岁生日。当花照例送达时，他拆开包装纸，拿起话筒打电话给退休后便搬到达拉纳省锡利扬湖的侦查警司莫瑞尔。他们不只同年，还是同日生，在这种情况下可说是一种讽刺。这位老警官正端着咖啡，坐等电话。
“东西到了。”
“今年是什么花？”
“不知道是哪一种，我得去问人。是白色的。”
“没有信吧，我猜。”
“只有花。框也和去年一样，自己做的。”
“邮戳呢？”
“斯德哥尔摩。”
“笔迹呢？”
“一如往常全部大写。字迹整齐端正。”
说完，话题就这么结束了，两人将近一分钟没交谈。退休警官往后靠坐在厨房椅子上，抽着烟斗。他知道对方已不期望他发表任何可能为本案开启一线曙光的简要评论或锋利问题。那样的日子早已过去，如今两人的对话仿佛一场谜样的仪式，只是这世上除了他们之外，没人有兴趣去解开这个谜。
那花的拉丁学名是Leptospermum rubinette（属桃金娘科），是一种高约十公分的植物，有石南状的小叶和一朵五瓣白花，花瓣还不到两公分宽。
这植物原产于澳大利亚丛林与高地，多半生长于草丛间，当地人称之为“沙漠雪”。后来，乌普萨拉植物园的人也证实这种植物在瑞典很少见。这位植物学家在报告中写道，该植物与茶树属性相近，常被误认为另一种较常见、主要产于新西兰的同类植物松红梅（Leptospermum scoparium）。她指出两者的差异在于前者花瓣末稍有少许粉红小点，因此花朵略带着红色调。
“沙漠雪”完全是一种含蓄的花，没有医药特性、无法引发幻觉，不能食用也不能用来制造植物染料。但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原住民却将艾尔斯岩①周遭地区与该区的植物群视为神圣的象征。
① 艾尔斯岩（Ayers Rock），位于澳大利亚中部沙漠，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岩石。
那名植物学家说她从未亲眼见过这种植物，但询问同僚后得知哥德堡某处温室曾试图引进，培植者当然可能是业余植物学家。这种植物在瑞典种植困难的原因是它适合生长在干燥气候，而且大半年都得养在室内，种在石灰土壤里很难长得好，还必须从底部浇水，是种需要娇宠的植物。
既是如此罕见的花，要追查样本来源理应不难，但实际上却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既无登记数据也无执照可查。有兴趣去取得种子或植物的人少则数人，多则数百人，也许是朋友间易手，或是从欧洲或澳大利亚某个角落邮购所得。
但这只是每年十一月第一天寄来的一连串故弄玄虚的花之一。这些花都很美，而且大多十分罕见，总是制成压花后贴在水彩纸上，用一个六乘十一寸、样式简单的框裱起来。
这则奇怪的花故事从未见过报，只有少数人知情。三十年前，国家刑事鉴识实验室里的指纹专家、笔迹专家、刑事调查员，以及收件人的一两位亲友，都曾非常缜密地调查这件定期收到花的事。如今这出戏的演员只剩三人：上了年纪的寿星、退休的警探与寄花人。至少前两人已到达一定年纪，因此相关人士的数目不久又会减少。
退休警探是个硬汉。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办的第一宗案子，那次他不得不逮捕一个喝得醉醺醺又有暴力倾向的变电所工人，以免他伤人。在整个警察生涯中，他曾抓过盗猎者、殴妻者、欺诈犯、偷车贼与酒醉驾驶员，也曾经和窃贼、毒贩、强暴犯，还有一名疯狂炸弹客周旋过。他曾参与侦办九起谋杀或杀人案，其中五起都是凶手主动打电话给警方，充满悔意地坦承杀了自己的妻子或兄弟或其他亲人。另外两起都在几日内侦破。另一起则求助于国家刑警队，花了两年时间才破。
至于第九起案子也算是破得让警方满意，也就是说他们知道凶手是谁，但由于证据太薄弱，公诉检察官决定不予起诉。令侦查警探气馁的是，案子终究因为过了法定追诉期而不了了之。不过总体回顾起来，这段警察生涯还是有声有色。
但他却不满意。
对这位警探来说，“压花案”已令他苦恼多年，这是他最后一宗案子，却因未能侦破而令他十分沮丧。更荒谬的是，无论在不在执勤，他日夜苦思了数千小时，仍无法斩钉截铁地说这的确是一起犯罪事件。
他二人都知道为花裱框的人会戴手套，所以框或玻璃上不会留下指纹。框可能是在世界各地的相馆或文具店买来的，根本无迹可循。包裹最常从斯德哥尔摩寄出，但也有三次从伦敦、两次从巴黎、两次从哥本哈根、一次从马德里、一次从波恩，甚至有一次从佛罗里达的彭萨科拉，警探还得去查地图才知道。
挂断电话后，八十二岁的寿星盯着那美丽却毫无意义的花呆坐许久，他连花名都还不知道。接着他抬头望向书桌上方的墙面，那里已挂着四十三幅裱框的压花，每排十幅，共有四排，而最后第五排只有四幅。最上方一排第九个位置有个缺口。“沙漠雪”是第四十四号。
他忽然毫无预兆地哭了起来。在将近四十年后忽然情绪溃堤，连他自己也感到讶异。
第一部 动机
十二月二十日至一月三日
瑞典有百分之十八的女性曾遭男性威胁
第一章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五
审判终结，已无扭转的可能，一切能说的都说了，但他始终相信自己会输。判决已于星期五上午十点宣布，现在就看等在地方法院外面走廊的记者们如何分析。
卡尔·麦可·布隆维斯特从门口看见他们，于是放慢脚步。他不想讨论判决结果，但问题是避免不了的，而且他比谁都清楚他们一定会被提问并且必须回答。身为罪犯便是如此，他心想。站在麦克风对面，他挺起胸膛，勉强一笑。记者们友善且近乎尴尬地向他打招呼。
“咱们瞧瞧……《瑞典晚报》、《瑞典快报》、TT通讯社、TV4和……你是哪儿的？……喔，《每日新闻》。看来我挺出名的。”布隆维斯特说。
“说几句话吧，小侦探。”出声的是某晚报的记者。
布隆维斯特听到这个绰号，一如往常地按捺住不翻白眼。当他二十三岁，刚开始记者工作的第一个夏天，碰巧撞上一帮在过去两年内成功抢劫了五家银行的劫匪。毫无疑问，每宗案子都是同一伙人干的，他们的特点就是以军事化的精准行动一次同时抢两家银行。劫匪戴着迪斯尼卡通人物的面具，依警方的逻辑难免会给他们冠上“唐老鸭党”的称号。报章则为他们另起封号为“熊党”，听起来较邪恶也较贴近事实，因为其中两次作案时，他们都不顾一切地开枪警告并威胁好奇的路人。
他们第六次出动是在假期旺季，目标是东约特兰的一家银行，当时刚好有个当地广播电台的记者在现场。劫匪一离开，他立刻找公共电话以直播方式口述事发经过。
那时布隆维斯特正与女友在她父母位于卡特琳娜霍尔姆的避暑小屋度假。他究竟如何产生联想，就连对警方他也无从解释，只不过当他听到新闻报道，便想起在同一条路上几百米外的避暑小屋里那四名男子。他看过他们在院子里打羽毛球：四名健壮灵活的金发男子穿着短裤、光着上身。他们显然都锻炼过肌肉，而且散发出某种特质让他多看了一眼——也许是因为他们在炽热的阳光下，以一种他认为火力十足的劲道打球吧！
其实没有合理的原因怀疑他们是银行劫匪，但他还是爬到小丘上观察他们的小屋。屋里似乎没人。约莫四十分钟后，一辆沃尔沃开进院子停下，那些年轻人匆匆下车，每个人各拿着一个运动提袋，很可能只是刚游泳回来。但其中一人又回到车旁，从后备箱拿出一样东西并很快用夹克遮住。尽管布隆维斯特距离颇远，仍看得出那是一把旧式AK4步枪——他当兵那年这曾是他寸步不离的伙伴。
他打电话报警，随即对小屋展开为期三天的包围，一面有媒体作地毯式的报道，而布隆维斯特就坐在第一排，还从一家晚报拿到令人满意的丰厚报酬。警方则将一截活动房屋拖进布隆维斯特住的小屋院子里，当作总部。
“熊党”的落网使他一炮而红，也开启了他的记者生涯。但成名的负面效应是，另一家晚报忍不住下了这样的标题：“小侦探卡莱·布隆维斯特破案记”。写这篇讽刺报道的是一个年纪较长的专栏女作家，文中提到阿斯特丽德·林格伦书中那个小侦探①。更糟的是，报上还刊登了他嘴巴微张、伸出食指指着方向的模糊照片。
① 阿斯特丽德·林格伦（Astrid Lindgren，1907—2002），是瑞典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曾写过《大侦探小卡莱》一书，书中主角是一名少年侦探，名叫卡莱·布隆维斯特，与本书主角姓名卡尔·布隆维斯特极为相似。
尽管布隆维斯特一辈子没用过卡莱这个名字，却惊愕地发现从那时起，同僚们都昵称他为“小侦探”——一个带着嘲弄与挑衅的绰号，虽无恶意却也不全然友善。尽管他很敬重林格伦，也爱看她的书，却很讨厌这个外号。他花了几年时间，在新闻界有了许多更重要的成就后，这个绰号才逐渐被人淡忘，但每当再次听见仍不免生厌。
此时，他勉强保持镇静，微笑着对那名晚报记者说：
“算了吧，自己想点东西写。这对你是家常便饭。”
他口气中并无不快。他们多少认识，那天上午布隆维斯特还没说出最恶毒的批评呢！现场有个记者曾与他共事过。而几年前在某个宴会上，他还差点钓上TV4电视台“SHE”节目的那名女记者。
“你今天在里头真是言词激烈，”《每日新闻》的记者说道，显然是个兼职的年轻人。“感觉如何？”
虽然气氛严肃，布隆维斯特和较年长的记者们却都忍俊不禁。他和TV4的记者互瞄几眼。感觉如何？笨头笨脑的体育记者就这么将麦克风推到刚跑过终点线、气喘吁吁的运动员面前。
“我只能说很遗憾法院没有作出不同的判决。”他略显愠怒地说。
“坐三个月的牢加上十五万克朗①的损害赔偿，判得可不轻。”TV4的女记者说。
① 克朗（kronor），瑞典货币单位，一克朗约合人民币一元。
“我会熬过来的。”
“你会向温纳斯壮道歉吗？会跟他握手言和吗？”
“我想不会。”
“那么你还是会说他是个骗子啰？”《每日新闻》的记者说。
法院刚刚才判定布隆维斯特诽谤及毁损资本家汉斯一艾瑞克，温纳斯壮的名誉。审理已终结，他并不打算上诉。那么假如他在法院阶梯上重申自己的主张，会有何结果？布隆维斯特决定不去找出答案。
“我以为我有理由公布我手上的资料，但法院的判决否定了我的想法，我也必须接受司法有其依循的过程。我们编辑部的同仁将先讨论判决结果，再决定该怎么做。我言尽于此。”
“但你应该知道作为记者应该坚持不懈？”TV4的女记者问道。她面无表情，但布隆维斯特却似乎隐约在她眼中看到一丝失望的否定。
现场记者除了《每日新闻》那个小伙子之外，全都是新闻界老将。对他们而言，他的回答实在不可思议。“我言尽于此。”他又说一遍，但是当其他人都接受了这个说法，TV4的女记者却仍让他站在法院门口，然后在摄影机前继续提出她的问题。她对他的态度特别和善，而他的回答也清楚得足以满足此刻仍站在她身后的记者们。这篇报道将会成为头条，不过他提醒自己，这毕竟不是媒体界的年度大新闻。记者们一取得他们需要的东西，便各回各的编辑室去了。
他想走一走，但今天是个风势猛烈的十二月天，何况接受采访后他已经觉得冷了。走下法院阶梯时，他看见威廉·博格下了车，一定是记者采访时他就已经坐在那里。他们俩四目交接，接着博格微微一笑。
“光是看你手里拿着那张判决书，就值得来一趟。”
布隆维斯特一语不发。他和博格已经相识十五年，曾一起在某日报担任财经版的菜鸟记者。也许是磁场不合，从那时起便已奠定一辈子的敌意。在布隆维斯特看来，博格是个三流记者，也是个喜欢说无聊笑话并狂妄地批评资深前辈而惹人厌的家伙，而且他似乎特别不喜欢较年长的女记者。他们吵过一次架，后来又吵了几次，不久对彼此的敌视便转变成个人因素。
多年来他们经常遭遇对方，但真正为敌却是九十年代后期的事。起因是布隆维斯特写了一本有关财经报道的书，并大量引用出自博格之手的谬误论述，让博格变成言词浮夸、对许多数据不明就里，却将濒临破产的网络公司吹捧上天的笨蛋。事后两人在索德一家酒吧巧遇，还差点为此动手。后来博格离开报界，进某家公司担任公关，薪水比以前高得多，但更糟的是，这家公司也在企业家温纳斯壮的影响范围内。
他们对视许久后，布隆维斯特才转身走开。专程开车过来，只为了坐在那里嘲笑他，这的确是博格的作风。
这时，四十号公交车在博格的车前煞住，布隆维斯特连忙跳上车逃离现场。他在和平之家广场下车后，一时间无所适从。判决书还握在手上。最后他走向警察局地下停车场人口旁的安娜咖啡馆。
他刚刚点好一杯拿铁咖啡和一块三明治，收音机便传出午间新闻报道。前两则是关于耶路撒冷一起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以及政府组成委员会调查建筑业界是否有非法牟利的事情。第三则便是有关他的新闻。
今天上午，《千禧年》杂志记者麦可·布隆维斯特因严重诽谤企业家汉斯-艾瑞克·温纳斯壮，被判处入狱服刑九十天。今年初，布隆维斯特写了一篇报道，引发各界对所谓迈诺斯事件的关注。文中指称温纳斯壮挪用政府预定投资波兰产业的基金进行武器买卖。此外，布隆维斯特也被判支付十五万瑞典克朗的损害赔偿。温纳斯壮的律师柏提·卡纳马克在声明中表示，他的当事人对判决结果十分满意。他还说，这起诽谤案实在令人忍无可忍。
判决书共二十六页，将布隆维斯特严重诽谤商人温纳斯壮的十五条罪名成立的原因一一列出，换算下来他得为每条罪名付出一万克朗、服刑六天，另外还有诉讼费与他自己的律师费。他实在不敢去想这一大笔费用，但也不免想到情况原可能更惨，幸好有另外七项罪名被判无罪。
他读着判决书，胃里竟逐渐感到沉重不适，令他颇感惊讶。一开始打官司他就知道除非奇迹产生，否则他难逃被判刑的命运，因此早已接受这样的结果。他出奇镇定地经历两天庭讯，接下来十一天便等着法院郑重拟出此时握在他手中的判决书，内心没有丝毫起伏。直到现在他才感觉全身不对劲。
他咬了一口三明治，面包似乎在嘴里膨胀，让他几乎难以下咽，便将盘子推到一旁。
这是布隆维斯特第一次成为被告。相对而言，这样的判决只是小事，是轻量级罪行，毕竟不是持枪抢劫、谋杀或强奸；但就财务观点看来却很严重。《千禧年》既非媒体业界的佼佼者，也没有享用不尽的资源，连收支平衡都很难维持，不过这判决倒也没有导致重大灾难。问题是布隆维斯特《千禧年》的所有人之一，更蠢的是他还是撰稿人兼发行人。十五万克朗的损失赔偿他会自行负担，只是他的积蓄也将一扫而空，而诉讼费则由杂志社负责。只要编预算时多加小心，应该没有问题。
他考虑到也许应该卖掉公寓，但这想法令他心碎。想当初在经济蓬勃的八十年代末期，他坐拥一份稳定的高薪工作，便开始到处寻找一个安定的窝。他一间间看，最后看中贝尔曼路的尽头一间六十五平方米的顶楼公寓。当时前任屋主正在装潢，却忽然获得国外某家网络公司提供的工作机会，便低价卖给了布隆维斯特。
他没有采用原本的设计图，而是自己完成后续工作。他花钱整修了浴室与厨房，但却没有铺拼花地板、立隔间墙、改装成两房公寓，而是将木质地板进行砂磨处理，粗糙墙面作了粉刷，并以伊曼纽尔·伯恩史东的两幅水彩画遮住最丑的补丁墙面。最后呈现的结果是一个开放式的起居空间，卧房区在书架背后，用餐区与客厅则邻接着吧台后侧的小厨房。这间公寓有两个屋顶窗和一个山墙窗，可以越过一大片屋顶眺望斯德哥尔摩最古老的旧城区和骑士湾水域，也能隐约瞥见斯鲁森水闸边的湖水与市政厅一隅。如今他再也负担不起这样的公寓，但他却极度渴望能保留住。
尽管如此，相比于在职场上遭受迎头痛击的事实，公寓不保的问题着实微不足道。这样的损伤得花很长一段时间来弥补——如果弥补得来的话。
这关系到信任问题。在可见的未来，各家编辑对于发表由他署名的报道都会心存疑虑。虽然业界仍有许多朋友愿意相信他只是时运不济，遭遇特殊情况，但他可不能再犯一丁点错误。
其实最令他受伤的还是羞辱感。所有王牌都在他手上，但他还是输给一个穿阿玛尼西装的匪徒之辈，一个卑鄙的股市投机客，一个雅痞，连对方聘用的名律师在整个审判过程也都面带轻蔑笑容。到底为什么事情会失控到如此地步？
一年半前的仲夏节①前夕，温纳斯壮案在一艘三十七英尺长的马拉-30游艇驾驶座中开启端倪时，确实显得大有希望。那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只因为一位目前在郡议会担任公关工作的昔日报社同事想要讨好新女友，鲁莽地租了一艘“大龙虾”游艇，想在斯德哥尔摩群岛间作数日浪漫之旅。那位女友刚从赫斯塔哈玛来到斯德哥尔摩求学，对于出游的邀请先是客气推辞，后来因为男友答应让她姐姐和姐姐的男友同行便接受了。这三个赫斯塔哈玛人都没有航行经验，不幸的是，布隆维斯特的老同事也是热情胜于经验，于是就在出发前三天，他十万火急地打电话来，说服他加入成为第五名、也是唯一懂得航行的成员。
① 仲夏节（Midsummer），可说是瑞典最受欢迎的传统节庆之一，日期就在每年的夏至当天，也是瑞典国定假日。
布隆维斯特起初并未将此提议当回事，但他同事保证能让他在群岛间享受几天有美食与良伴的轻松日子，所以他就答应了。只可惜这些承诺不仅没有兑现，这趟出游更是一场出乎他意外的噩梦。他们从布兰多循佛鲁松海峡上行，沿途风景秀丽，但称不上令人惊艳。船行速度大约只有九节，那位新女友却立刻晕船，她姐姐也开始和男友吵架，没有人对学习航行知识流露丝毫兴趣。布隆维斯特很快便明显感受到自己被赋予驾驶之责，其他人只负责提供友善但基本上毫无用处的意见。因此在安索某处海湾度过第一晚之后，他便准备将船停进佛鲁松的码头，然后搭巴士回家，但终究耐不住他们一再哀求又留下来。
第二天中午由于时间够早，还有几个空位，他们便停靠在风景如画的阿鲁尔马岛的游客码头。他们一块准备了点午餐，正要开始吃时，布隆维斯特看见有艘黄色的马拉-30玻璃纤维游艇只靠着主帆滑行进入海湾，船一面优雅地前进，舵手则一面在码头上寻找停靠点。布隆维斯特也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唯一剩下的空位就在他们的“大龙虾”和右侧一艘H型游艇之间，马拉-30船身狭窄，刚好塞得进来。他站上船尾挥动手臂指着空位，马拉-30上的人高举一手致谢后便驶向码头。布隆维斯特注意到那船上只有一人，他甚至懒得重新启动引擎，只听见锚链一阵卡嗒响，数秒后主帆下滑，船上那人则像只被烫伤的猫似的跳来跳去，一面将舵打直掌稳，一面在船头准备绳索。
布隆维斯特爬上游艇扶栏，伸出一手去接船绳。那人最后一次修正路线，非常缓慢地朝“大龙虾”船尾滑行而来。一直到他将船绳抛给布隆维斯特时，他们才认出彼此并露出喜悦的笑容。
“嗨，罗伯。怎么不开引擎？不怕把港里所有的船都刮花了？”
“嗨，麦可。我就觉得你有点面熟。这部烂引擎要是动得了，我也想开啊。两天前在罗德洛加附近就不动了。”
他们隔着扶栏与对方握手。
很久很久以前，在七十年代国王岛中学时期，布隆维斯特和罗伯·林柏曾经是好友，甚至是挚友。但就像许多学生时代的好友一样，各分东西后友情也逐渐变淡。过去二十年间，他们或许碰过六七次面，最后一次大约在七八年前。这回他二人都带着兴味端详彼此。林柏满头乱发、皮肤晒得黝黑，还留了两星期没刮的胡子。
布隆维斯特立刻感觉心情好转许多。当公关友人陪蠢女友到岛的另一头，围着杂货店前的仲夏柱①跳舞时，他则带着鲜鱼和烈酒躲在马拉-30的驾驶座上和老同学话家常。
① 仲夏柱（Midsurmmer pole），每年瑞典仲夏节庆典的传统之一，人们多半于前一年冬天砍下一根又高又直的圆木，待仲夏节来临前，钉上多根横杆，并于其上点缀树叶、花圈等装饰，竖立于村庄空旷处。庆典期间人们常会围在仲夏柱旁唱歌跳舞。
当天稍晚，他们决定不再与阿鲁尔马那些恶名昭彰的蚊子对抗，便转移到船舱，一杯接着一杯烈酒下肚后，他们开始揶揄起企业界的道德伦理。林柏中学毕业后就读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接着进入银行业。布隆维斯特则毕业于斯德哥尔摩新闻学院，工作上投注不少心力揭发银行与商界的贪腐现象。接着他们开始探讨九十年代某些“黄金降落伞”协议①中，有哪些部分符合道德伦理，最后林柏不得不承认商业界确实有一两个不道德的混蛋。这时他忽然正色注视布隆维斯特。
① “黄金降落伞”协议（golden parachute agreement），即给予企业高阶主管的优厚补偿协议，以保障他们因企业易主或合并所造成的损失。
“你为什么不写汉斯-艾瑞克·温纳斯壮？”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好写的。”
“挖呀，挖呀，拜托。你对AIA计划了解多少？”
“那是九十年代的一种援助计划，目的是帮助前东欧集团国家振兴产业。几年前就结束了。我从来没仔细研究过。”
“AIA（产业辅导小组）的计划有政府作后盾，由瑞典十几家大公司派出代表负责执行。AIA在政府的担保下，与波兰及波罗的海诸国政府签订了许多计划协议。瑞典工会联盟也加入其中，保证东欧国家只要参考瑞典模式，劳工运动便会更加蓬勃发展。理论上，这项援助计划是以提供协助使其自立为原则，理应能为东欧政权提供经济重建的机会。然而实际上却是这些瑞典公司获得政府补助，成为东欧各国公司的共有人。那个该死的基督教民主党部长力挺AIA，让他们在波兰的克拉考设立一座造纸厂，为拉脱维亚的里加的某家金属工厂提供新设备，在爱沙尼亚的塔林建水泥厂等等。资金由AIA委员会分配，其成员包括来自银行与商界的重量级人物。”
“这么说那些是人民的税金啰？”
“大约有一半来自政府，另一半由银行与企业负责，但绝非无私的运作，银行与企业都打算从中赚取甜头，否则他们何必如此大费周章？”
“这里头到底有多少钱？”
“等等，你先听我说。AIA接洽的主要都是有意打进东欧市场的瑞典大企业，例如艾波比股份有限公司①和斯堪雅建筑集团等重工业集团，也就是说不是什么投机公司。”
① 艾波比股份有限公司（ASEA Brown Boveri），是个跨国公司，专长于重电机、能源、自动化等领域。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总公司设于瑞士的苏黎世。
“你的意思是斯堪雅不做投机买卖？他们的总经理不就是因为放任手下炒股票损失了五亿，才被炒鱿鱼吗？还有他们在伦敦和奥斯陆狂炒房地产，你又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