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个人爱我如生命 作者：舒仪
引子
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
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
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
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
在无望的忧愁的折磨中，
在喧闹的虚幻的困扰中，
我的耳边长久地响着你温柔的声音，
我还在睡梦中见到你可爱的面容。
许多年过去了,
暴风骤雨般的激变,
驱散了往日的梦想，
于是我忘记了你温柔的声音，
还有你那精灵似的倩影。
在穷乡僻壤，在囚禁的阴暗生活中，
我的岁月就在那样静静地消逝，
没有倾心的人，没有诗的灵魂，
没有眼泪，没有生命，也没有爱情。
如今心灵已开始苏醒，
这时在我的面前又出现了你，
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
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
我的心在狂喜中跳跃，
为了它，一切又重新苏醒，
有了倾心的人，有了诗的灵感，
有了生命，有了眼泪，也有了爱情。
------------------------- 普希金 《致科恩》
年轻的时候，我们往往不懂什么是爱情。
年少的我，曾以为爱情可以超越一切，那时我不明白，世上另有一种力量，叫做命运，只可承受，不可改变。
当我在学校空旷的浴室里，扯着嗓子唱“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样的故事，有一天也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血肉横飞的场合，乌克兰，奥德萨市。
第一章
已不会再有那样的月夜，以迷离的光线，穿过幽暗的树林，将静谧的光辉倾泻，淡淡地，隐约地照出我恋人的美丽。
--------------------普希金《月亮》
“2，3，4……”我双手插在外套兜里，盯着跳动变换的楼层数，在心中下意识地默数着，手心因为莫名的恐惧，已渗出一层汗水。
陈旧的电梯发出吱吱嘎嘎的噪音，艰难地一层一层往上爬。电梯轿厢的显示面板上，只有十层亮着红灯，这是我要去的楼层，很显然，也是电梯里另一个人的目的地。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对面那个男人的身上，散发着一股危险而紧张的气息。
那人穿得很整齐，衣服却明显不合体，好像是临时借来的。他走进电梯打量我的那一眼，只能用杀气腾腾来形容，让我浑身的血液几乎降至冰点。
我偷偷看他，他仿佛有第六感应，眼珠立刻转过来落在我身上，棕黄色的瞳孔映着顶灯，冰冷得令人窒息。
我不安地低头错开视线，只盼着电梯快点停下。
这座十二层的建筑位于奥德萨“十公里”市场的旁边，其间进进出出的，除了附近的阿拉伯、罗马尼亚以及波兰人，百分之七十为市场里的中国商人。而眼前这个奇怪的男人，从五官到衣着，明显也是一个中国人。
这时七层的显示灯开始闪烁，此层有人叫梯。
门开处我看到一双男式的黑色软皮鞋，一直走到我身边。一角驼色的风衣，熨服地贴在深灰色的长裤边。
狭小的空间内多了一个人，不安的气氛却缓和下来，我没有抬头，只悄悄吐出一口长气，眼看着新上来的人，伸手按下了数字“12”。
十层到了，我凑近电梯门等它缓缓打开，一面在心里编排理由，琢磨着该怎么和彭维维解释迟到的原因。
事情就在这一刻急转直下。
我连吓带惊，事后很多细节都记不得了。我只记得，门开处眼前黑压压一片人。
我尚未反应过来，已经被人拽住扔出了电梯，后脑重重撞在对面的墙上，眼前金星乱冒。
等我的视力恢复清明，身体早已失去了应变能力。视线里只有棍棒和菜刀上下挥舞的影子，人体在地板上挣扎翻滚，血肉模糊一片狼藉，眼前呈现的，竟是一场比黑帮电影真实百倍的残酷杀戮。
我开始狂叫，手脚并用向旁边爬动，可是却躲不开四处飞溅的血肉。我大哭，浑身哆嗦成一团，就像儿时的梦魇，除了哭叫，没有别的办法从噩梦中逃脱。
某户人家被惊动，屋门开了又关，屋主人变了调的尖叫在楼道里回荡，经久不懈。
远远的警笛声大作，从四面八方向此处汇集而来。
有人大喝一声：“警察！走！”是明明白白的中国江浙口音。
十几个黑影迅速作鸟兽散，扔下一地沾血的凶器。地板上一动不动趴着的，是一摊血乎乎的烂肉，早已辨不出人形。
我当时不知道脑子里哪根筋搭错了线，居然立刻噤声，翻身爬起来，视线锁定在触目的鲜红上，无法挪动分毫，竟然下意识地琢磨着，这里那里究竟是原来的什么器官。
正看得津津有味，眼前忽然黑下来，刺眼的红色消失了，我闭上眼睛，闻到一股烟草混着皮革的淡淡香气。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是有人用衣襟罩在我的头顶。
一个声音附在耳边，用中文轻轻地说：“告诉警察，你什么也没有看到，明白吗？”这是我对现场最后的记忆。
等我的记忆又能接上榫的时候，人已在警察局。
乌克兰警察的制服，是一种暗昧的灰蓝色，有点象国内某版铁路制服的颜色。
对警察，在国内就没有太好的印象。到了乌克兰，除了同胞间的耳濡目染，入境时海关警察贪婪的嘴脸，更让我的第一印象，就打了个百分之五十的折扣。
我转着脑袋四处打量，发觉自己置身一间封闭的问讯室，室内只有一张长桌，两把椅子，顶灯雪亮，照得我有点头昏。
大脑皮层开始活跃，记忆渐渐恢复，方才血淋淋的一幕又重归眼前。我把头埋进臂弯，努力控制，但无法止住身体的颤抖，椅子被我抖得咯吱做响。
对面的警察却没有丝毫怜香惜玉之心，咳嗽一声，用英语开始例行公事的盘问。
“名字？”
“玫。”我撑着额头勉强敷衍。
“家族姓氏？”
“赵。”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身份？”
“奥德萨国立音乐学院的学生。”
“地址？”
我报上当前的居住住址。他皱起眉头，“为什么和签证上的地址不符？”声音虽然生硬，英语发音倒是罕见的标准，不比一般乌克兰人，说起英语嘴里象含着一大口伏特加酒。
“因为签证时没人告诉我，房客还包括蟑螂和老鼠。”我不耐烦，皱起眉头看着他，“难道阁下没住过学生公寓？
他板得紧紧的脸稍稍松动，启齿露出一丝微笑。我这才注意到，对面坐着的，是位面目端正的乌国帅哥。帽檐下一双深邃的眼睛，象阳光下的黑海，碧蓝清澈。
这点恩赐似的微笑，如同乌云背后的阳光，云缝里露露脸又很快消逝，后面的问题开始益加尖锐。
“我什么也没看到。”面对他的逼问，我来来回回只有这么一句。事实上，我的确什么也没看到，我有限的俄语修行，也只够支持我语法正确兼发音清晰地表达这一句。
而那个富有磁性的声音，一直在耳边徘徊不去，“告诉警察，你什么也没有看到，明白吗？”
我极力想回忆起那个男人的其他特征，却什么也想不起来，脑子里的画面，只剩下那角棕色的风衣。
终于被送出警局的时候，已是半夜。眼前是彭维维那张画得无懈可击的俏脸。
“赵玫，你丫可真够命大的。”她迎上来笑，双眼的焦点却不在我脸上，直盯着我的背后。
我扭头，原来身后跟着那个身材高大的帅哥警察，难怪维维的神色，象小熊维尼看到蜂蜜，两只圆溜溜的杏核眼，此刻眯成了两弯月牙儿，完全当得起媚眼如丝四个字。
“小姐，你忘了护照。”这小子大概见惯了女人色迷迷的眼光，毫不在意维维的惊艳，只是声色不动地向我伸出手。
他的手心里，摊着一本棕色的护照。
我接过护照翻了翻，随即揣进衣兜，草草地点头致谢，拉起维维的手，“我们走。”
她很不高兴，努力想甩脱我的控制，“这么急干吗？”
我想不理她，心里多少有点埋怨。如果不是为了陪她买羽绒服，我也不会下了课就赶过来，然后碰上这种倒霉事。此刻我只想快快离开警察局，可是下午的血腥场面，却在眼前挥之不去，心头作呕，双腿发软几乎迈不开脚步。
维维见我脸色不善，立刻乖觉地闭上嘴，伸手扶住我。
“赵小姐，”蜂蜜在身后提醒，“你的签证马上就要到期了，需要尽快续签。”
我回头看看奥市警察局的标志建筑，有些犯迷糊，我怎么会来这儿？满天的星光在我眼前一下消失。
醒来的时候，触目所及是一片全白。
我冒出一句任何失去知觉两小时以上的人都会说的话：“我怎么会在这儿？”
彭维维捏捏我的脸蛋，“小丫挺的你撞上黑帮火并了，居然没被灭口，现在还能耳聪目明四肢健全！”
我皱起眉头，正式表示反感。
彭维维是我在音乐附中的同学，那时我主修钢琴，她主修声乐。原来挺秀气文雅的一个女孩，来乌克兰不到一年，就变得满嘴粗话。
但是，等等，黑帮火并？霎时间记忆全部回来了，我看着她，慢慢蜷起身体，无法自控地放声大哭，“妈……妈……”还是和小时候一样没用，但凡遇到倒霉事，第一反应就是找我妈。
“医生！医生！”维维抱着我手足无措，大声呼喝着护士。
手臂被人用力按住，一阵冰凉，一阵刺痛，我渐渐哭不出声，开始断断续续地抽噎，后来就睡着了，大概是镇静剂的功效。
几天之后，当地报纸登出了现场的大幅照片。原来不仅是我，奥德萨市的市民，皆有幸目睹了一场百年难遇的火爆场面。事发当天，几十辆警车如临大敌，将整栋楼围得水泄不通，无数的媒体云集在中国市场附近，兴奋得象打了鸡血。毕竟奥德萨市民风淳朴，多少年没有遭遇过类似的恶性案件。
警方初步怀疑是两派黑帮的仇杀，但比较讽刺的是，半个城市的警察，在十二层建筑里过完粗筛过细筛，搜查了一遍又一遍，却没有抓到一个真正的嫌疑犯。最后只好带走了十几名疑似现场目击人。
据说我和另一名中国男子，是最接近原始现场的两名目击证人。这样倒是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奥市警局会对我紧追不舍。而我记忆出现断层的时间，显然错过了最热闹、最富历史性和戏剧性的时刻。
把现场的情况讲给维维听，她歪头想了很久才回答，那个男人对我的叮嘱应该是好意，假如我不对警方守口如瓶，一旦和黑帮扯上恩仇，后面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
那几天我常常出神，一遍遍在脑海中回放着那个男人的声音，好奇地猜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周后出院，又在家里休息了一天，收拾好上学的琴谱和书本，忽然想起签证的事，心里不由得略略一沉。因为我不得不再跑一趟警察局，那个在恶梦里会反复出现的地方。
从警局移民办公室出来，我的心情沮丧得难以形容。一路踢着满地金黄的落叶，只想大喊两声以散去心中的郁闷。怎么也没想到，一个无意的疏忽，竟然会造成如此致命的后果。
三年前我毕业于首都那所著名的音乐附中，专业成绩一直很好，高考时因为贪吃了一碗麻辣烫，连拉了三天肚子，文化课考试自然一塌糊涂，与自小梦寐以求的中央音乐学院失之交臂。
我既不愿服从分配，又不想重回高三再吃二遍苦，从此成为父母眼中的无业游民和问题少年。吃了半年闲饭之后，同学介绍了一份工作。每天下午我在一家四星级酒店的大堂演奏钢琴，收入勉强够养活自己。
这么着晃了两年，我彻底厌倦了替别人的衣香鬓影作活动布景的生活。我的终极梦想，是能够进入法国或奥地利的艺术学院深造。但我的父母，只是某部设计院的普通工程师，家境不过小康，高额的学费和居高不下的拒签率，都令人望而却步。
直到彭维维从乌克兰发来一封邮件，把奥德萨吹得天花乱坠，再加上留学中介巧舌如簧的忽悠，我终于动了心，靠着父母有限的积蓄，于三个月前持短期临时签证入境，成为奥德萨国立音乐学院的预科学生。
出发前我趴在世界地图上寻找奥德萨的位置。对于乌克兰，我只知道，蓝眼睛的保尔柯察金，是乌克兰人，二战时苏联红军的元帅朱可夫，也是乌克兰人。
奥德萨市位于乌克兰南部，滨临黑海，曾是前苏联最重要的海港城市，始建于古希腊，从这里，可以乘船到达罗马尼亚、法国、希腊、意大利和土耳其。官方语言是乌克兰语，街市流行语却是俄语。
奥德萨国立音乐学院则是乌克兰最古老的音乐高等教育学府之一，也是欧洲音乐学院协会成员。我希望这只是一条折衷之路，两三年后能够拿这段求学经历当作跳板，得到其他欧盟国家的签证。
但这个梦想，方才已被那位面目呆板的移民官员打击至粉碎。他懒洋洋地告诉我，由于签证申请材料的居住地址与现住址不符，如果我想续签，必须由学校出具学生公寓的居住证明。
我说：“对不起，我已经搬离公寓了。”
“那就没有办法了。”他耸耸肩，表示爱莫能助，“法律规定，你必须提供和签证地址一致的居住证明。”
“这是什么白痴规定？”我很纳闷，难道在乌国居住十年，为了续签还要搬回十年前的居住地不成？
“或者，你可以搬回公寓。”他果然给我出这种馊主意。
操你大爷！气急败坏之下，我的中文粗口秀脱口而出，反正他也听不懂。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作风，果然和国内如出一辙。
他则面无表情地摊开手，一本正经地说：“否则，你只能回到你来的国家去。”
我恨得想越过桌子掐死他，此刻距离我签证到期的日子，已不到十天。学生公寓如今人满为患，哪儿会有空位给我留着？
可是不如期续签的后果，他也说得很清楚，从此我将成为非法移民，即“黑人”。从黑人变回合法移民，视乎个人的运气，不是没有成功的先例，但花费的时间和金钱，不比重新办份申请省时省力。
我怏怏地返回学校，在公寓管理部泡了一个下午，却毫无收获，只好无精打采地沿着海滨林荫道溜达回去。
梦游一样在路上晃着，我开始认真考虑后事，如果得不到续签，接下去该怎么办。
经过一个三岔路口时，我想得出神，压根儿没注意到斜刺里忽然冲出一辆轿跑车，等我意识到危险，早已躲避不及，大脑刹那一片空白。
刺耳的刹车声里，那辆跑车的前脸，紧贴着我的左侧身体停下。我傻立在路中间，手指头都忘了如何移动。
那司机可能同样被吓傻了，好半天才拍开车门，气冲冲下来，手指几乎点在我的鼻子上，用俄语大声质问：“你！怎么回事？”
我抬起头，看到的是一张漂亮而嚣张的脸，中国男人的脸。
忍了一天的怒气在这一刻突然爆发，我扬起手中的背包一下下砸了过去，用中文破口大骂：“你他妈的撞了人还这么牛逼，你谁呀你！有辆宝马你了不起吗？有本事你回中国放肆去，在人家土地上充大爷，算什么东西！”
那人显然被我泼妇似的发作给吓了一跳，倒退两步躲避着包中四散的杂物，也换了中文回应，“哟嗬，挺秀气一小姑娘，怎么这么泼呀？走道不看路，你还有理了你！哎哟，还打人，你信不信我还手？”
我有点儿破罐子破摔，索性把泼赖进行到底，直逼到他的脸前，“行啊，你现在就还，不还手你是孙子！”
他盯着我，脸上划过一丝奇异的表情，仿佛是惊讶，接着是恍然，然后笑了起来，“成，算你厉害，今儿我真走了眼嘿！”
背包带被他攥在手里，我用力抽了两下，但纹丝不动，我狠狠瞪着他，他却笑眯眯的，目光肆无忌惮地在我脸上逡巡。
另一侧车门打开，一身材惹火的当地妞儿扭下车，袅袅婷婷地倚在车门上叫他：“马克，上车来。”声音娇媚得滴得下蜜水来。
奥德萨十月中旬的气温，已经相当低了，她还穿着抹胸和豹皮短裙，细腰长腿完全暴露在秋季的寒风里。也不怕冻死，我撇撇嘴。
这种装扮的女孩子，在奥德萨街头随处可见。都有着惊人的美貌，十六七岁就开始出道，目标人群是侨居奥德萨的中国和阿拉伯商人。正是花一样的年纪，洋妞最美丽的时候，牛奶一样的肌肤，花瓣一样的嘴唇，恍如拉斐尔笔下的花季少女，却出卖得异常廉价，二十美金就能陪人睡一夜。
那些沉浸在脂粉阵里的中国商人，早已是乐不思蜀，他们管自己叫作“大清炮队”。“大清”，当然指代中国，“炮队”两字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在街道上开车横冲直撞，卡奇诺赌场一掷千金，说起话来不知天高地厚的，也是同一批人。
听到女伴的声音，那人对我笑笑，松开手走过去，搂着那小妞儿的腰，贴在她耳边说了句什么，她便大声地笑，一眼一眼地打量我。
我一声不响地蹲下身，一件一件收拾着满地乱滚的东西。酸痛却从心底深处直泛上来，眼前顿时模糊一片。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离开父母，放弃北京温暖舒适的家，来这个破地方到处为难，还要被这样的人渣欺负。
眼泪啪嗒啪嗒落在鞋面上，我带点赌气，用手背狠狠抹去，跟自己说：大不了回家，有什么可哭的，赵玫你可真没用！
“哎，原来你叫赵玫。”一双棕色麂皮靴站我眼前。
我的心突然大力一跳，这声音如此熟悉，似早已镌刻记忆深处。我抬起头，顺着牛仔裤、麂皮夹克一路看上去，那死小子手里正捏着我的护照，津津有味地翻看着。
我一把夺过来塞进背包，站起来就走。不可能，我在心里嘀咕，不过是偶然的相像而已，那个声音多么温和，它的主人怎么会如此浅薄庸俗？
“嘿，嘿，我说，”他追在后面喊，“你也不看看，有没有打残我，甩手就走，将来医药费算谁的？”
“你去死吧！”我回头恶狠狠地说。
长这么大，最瞧不起的，就是这种恃靓行凶的绣花枕头。我抱着书包飞跑，这一刻觉得世界都是灰的，天地虽大却无我容身之处。眼泪再不受控制，哗哗地往下落，我就这么着一路哭进了家门。
回到和彭维维合租的公寓，我精疲力尽，一头倒在床上。
彭维维一向约会奇多，很少在家里呆着，今天却出乎意料没有出去，听到动静，她糊着一脸面膜过来看我。
“赵玫，你怎么了？”
我拉过被子蒙上头，“别烦我！”
“你又犯什么牛脾气？来，跟我说说……”她爬到床上扒开被子，用力扳过我的脸。
我被她揉搓得难过，只好一五一十如实交待。
“嗨，就这么点破事儿，你愁成这样？”听完我的遭遇，她颇不以为然。
我翻个身，“你当然不在乎，我若这么着被遣返回国，我爹会打断我的腿。”
“得了得了，交给我，瞅你那样儿。”她推我，“有个朋友是专门吃这行的，我找他帮忙去。”
“真的？”我看到点儿希望，略微打起精神，“需要多少钱啊？”
“哎哟，你可真没意思，俗！我让他按自己人收费，成了吧？别再吊着脸了。”
我坐起身，心头郁闷渐渐消散，开始关心闲事，“你那些牛鬼蛇神呢？怎么今儿一个都不见？都认清你本质开始改邪归正了？”彭维维的男友多得我眼花缭乱，平日张冠李戴是家常便饭。
“谁说的？”她拿着我的护照回自己房间，笑声透过门缝传过来，“你丫对我太没信心了。”
凭良心说，维维实在是个美丽的女孩儿，在附中时就盛名在外，经常有痴情的小男生，风雨无阻候在校门处，就为能看她一眼。可惜她遇人不淑，两年前跟着男友抛家去国来到乌克兰，没想到那男人却迷上了赌博，卡奇诺赌场欠下别人一大笔钱无力偿还，在一个寒冷的早晨，狠心扔下她就此人间蒸发。
我不知道维维曾经遭遇过什么，也不知道那段天天被人堵着门追债的日子，她是怎么熬过来的。三个月前我在基辅机场见到她时，惊讶于当年的校花，容颜依旧俏丽如初，但眼角眉梢堆积的，却是这个年龄的女孩不该有的沧桑。
她不再是昔日那个娇俏纯真的女孩儿，此刻围绕在她身边的男人，各种各样的条件和背景，却都有着共同的特征：有钱，而且舍得为她花钱。
我们住的这套公寓，位于市区最繁华的济里巴斯大街附近。原是她一个人住着，我来之后便占去一间卧室，两人合用客厅和厨房，每月象征性的，她只收我八十美金。
我觉得过意不去。因为每月的水电气暖加起来，就已经超过五十美金，更别提这个地段的公寓，通常贵得离谱。父母的收入，只够支持我每月二百五十美金的生活费。离开维维，我只能与人在中等住宅区合租公寓。而那些地方的燃气和暖气，因为总有居民拖延缴费，时不时会停止供应。在冬天的乌克兰，这样的问题会带来致命的麻烦。
为了补偿，我自觉担任起公寓的清洁工作，每天下课后再赶回来做顿晚饭。但很多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寂寞地吃完饭，朦胧睡过一觉，才能听到她稀里哗啦的洗浴声。
“嗨，觉得好看吗？”出门前彭维维一朵花似的站我跟前。灰绿色的大衣，搭肩扣袢，一顶俏皮的船形帽斜扣在头顶，颇有二战时期苏联女兵的风味。
“好看。”我放下手中的俄语书，心不在焉地敷衍。
她笑着问：“像不像当地人？”
“一点儿都不像。你长得就是标准中国娃娃范儿，充什么当地人？”我撇嘴，突然心里一动，想起一个人，“维维，你是不是勾搭上那只小蜜蜂了？”
小蜜蜂就是我在警局遇到的那个帅哥警察。我们在背后提起他，说着说着叫岔了，小熊维尼的蜂蜜，就变成了小蜜蜂。
“怎么着，你也看上他了？”彭维维促狭地笑，“是我让给你还是咱姐俩一块儿上了他？”
“去你的！”我啐她，“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维维大笑，把香喷喷的脸蛋凑上来，在我脸上响亮地啧了一下，“放心亲爱的，你先看见他，他就是你的，我才不做挖人墙脚的事儿。”
我追上去踹她，她已经一阵风似飘出门。
窗外传来几声汽车喇叭响，我好奇地探出头，看到路边停着辆醒目的宝马六系列。那两个著名的鲨鱼眼车灯，让我感觉眼熟，正要再仔细看个究竟，却发现一个穿黑色皮大衣的男人，靠在车门处吸烟。一点暗红半明半灭间，他忽然仰起脸，吓得我立刻缩了回去。
楼下的引擎声咆哮着逐渐远去，我收拾好第二天上课的杂物，洗完澡上床睡觉。
半夜被惊醒，似有细细的絮语声从另一个卧室传过来，夹杂着维维银铃一般的轻笑，侧耳细听却消失了，我翻个身再次睡熟。第二天起床，只有维维一个人坐在厨房喝咖啡，神色不见任何异样。
“昨晚玩得好吗？”我一边动手做早餐，一边随口问她。
“啊？”维维抬起头，脸上有点可疑的红晕，显然方才是在神游天外，根本没有听见我说什么。
“我说，你昨晚玩得好吗？”
“就那样，有什么好不好的？”她伸个懒腰，颇有点意兴阑珊的味道。
我狐疑地看看她，不再说什么，怀疑昨晚听到的动静，也许是自己的梦境。
六天后，彭维维把护照扔还给我。
我扑过去，看到新的签证，犹如劫后余生，简直是感激涕零，“费用多少？”
“一百刀。”（刀：黑话，指美金）
我愣了一下，这个价钱相对于这种案例，便宜得有些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