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为她高兴。

简单的新生让我也不由得思考起自己的未来。

十月过半,我已经听得到“黑色高三”的步伐声。天黑得越来越早,真令人心慌。

β却要走了。

家里终于给她办好了手续,这个周末就走了。

其实β早就未雨绸缪做了很多准备。高三刚开始的时候,她就致力于到处跟平时与她吵过架或者单方面被她欺负过的同学重修关系,建立邦交。

目的只有一个——“大家既然都是好朋友,讲义气,可不许到教育局举报我啊,我不算高考移民,真不算。”

与一年半以前我和简单的出尔反尔不同,这次β的离开,是真的要离开了,不会在某天重新忽然窜进教室里面,一脸笑嘻嘻的样子。

所以我们都很伤感。

β临走前,张平本来说要给她开个欢送会,被β拒绝了。

高三人心惶惶的,她能去北京享受比较低的分数线,已经足够拉仇恨的了,怎么还敢晒人缘?

但是张平送了β一本书,说是我们全班送她的礼物,但是“我们全班”都不知道。

书的名字是《哈佛女孩刘亦婷》。

“张老师,您送我这本书是为了寒碜我吗?”β问。

张平啊哈哈哈哈地挠了挠头,说:“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嘛,也不是一定非要考名牌大学,让你学习的是这种精神,精神!”

β翻开书,看到扉页上徐延亮熟悉的丑字。看来这书是徐延亮和张平的联合作品。

赠 蒋年年同学:

祝学习进步,考上理想的大学,收货梦想的人生!

越长越白!

振华中学2003级 高三五班全体同学

我和简单看了看β一脸均称的浅黑肤色,立即断定“越长越白”那四个字绝对是徐延亮故意的。

β皱皱眉:“老师,怎么是徐延亮写的啊,您好歹签个名啊!”

张平一愣,说:“对哦,等着,我给你留下墨宝。”

张平在办公室里翻来翻去,不知道从 哪儿掏出一支签字笔,大笔一挥,签下了比徐延亮的字还丑的“班主任:张平”。

β低头认真地看在了心里。

“张老师,谢谢您。要不是您,我这两年一定已经被我爸妈家暴虐杀了,谢谢您这么理解我们。我们五班同学都不太听话,老欺负您,您一点儿都没跟我们一般见识,还总护着我们,真的……”

β说着说着有点儿哽咽了。简单和张平都没料到β怎么突然就您来您去的,正经起来了,一时间都愣住了。

我的心底忽然变得很柔软很柔软。

“还有,”β继续大声说,“失恋不可怕,是她没品味没福气,张老师,天涯何处无芳草,为啥不在身边找,你要知道,我们大家都……”

张平收中的黄桃罐头瓶差点儿掉下来。

我和简单连忙捂住了β的嘴,硬是把她拖出了办公室。

周六早上,我爸开车送我到机场,我在值机柜台前和简单会和,一起去送β。

没想到,还见到了徐延亮。

我和简单对视一眼,好像都明白了点儿什么。

β托运完了所以行李 ,就蹦蹦跳跳地来找我俩,见到徐延亮的时候整个人都震惊了,表情比吃了大肠刺身还难看。

“我代表五班同学来送送你啊!”徐延亮一派乐观。

β冷笑:“是啊,我现在觉得可以安心上路了。”

我们四个一起走去航站楼里的麦当劳喝热巧克力。

全程简单都红着眼睛,笑也笑得很勉强。

她们是小学时候开始的死党,曾经穿同一条裤子互借卫生巾的友谊,一朝天各一方,怎么舍得。

我也几度鼻酸。

虽然学理的原因,余淮占了一大部分,但是如果没有简单和β,我很难得在振华一直撑下去。

我爱上振华,是从爱上她们开始的啊。

β倒是保持了一如既往的乐观。她相信我们大家都会在北京重聚的,完全忽略了全国不是只有北京一个地方有高校这一事实。

“我说会就会,“β一脸得意,”简单学文后势头了不得,考个中国政法大学什么的肯定没问题吧?”

简单的脸立刻就抽搐了。

“而你呢,”β指了指我,“你也肯定能来北京读书。反正你男人肯定会考到北京来,不是北大就是清华,你肯定会颠颠儿地跟来,管他什么大学呢,就是北京,没跑儿,为了男人,通州你都会嫌远!”

我说:“我爸还在停车场等着呢,你能不能别男人男人的,人家才十八岁,羞涩得很。”

她俩忽然一齐看向我:“开什么玩笑,耿耿你不是属虎的吗?十九了吧?”

“都给我滚!”我怒吼道。

“那我呢?”徐延亮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你去哪儿关我什么事?”β诧异。

徐延亮丝毫没有着恼,笑呵呵地自言自语道:“我也会去北京呀!”

“去呗。”β翻白眼。

β走进安检口的时候,我和简单到底还是哭成了傻X。

一直挥手的β忽然大叫起来:“哭个屁啊,顶多半年,咱们就能再见了啊!”

说完,她哭成了第三个傻X。

任何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第一时间大喝“道谁敢欺负我女人”的肯定是β。

自己明明很孤单,却永远最乐观最好好的β。

罩着我们的那个女孩,就这样飞去了北京。

第五十三章八仙过海,各凭本事

我和简单、徐延亮在机场到达口道别。徐延亮去坐大巴,简单和我一起往停车场走。

“你说,我们真的会在北京重逢吗? ”简单问。

其实我不知道。但我是这样一个人,在残酷的可能性面前,我努力去看光明的那一面,然后笑着告诉别人,不是可能,是一定会。

命运负责打击,我负责鼓励。

简单先看到了她爸爸妈妈,于是跟我道别了。我继续往前走,看到我爸站在车外打电话。

他朝我招招手,说:“上车。”

车在机场髙速路上飞驰。窗外的髙架下是单调的雪地、荒废的农田,偶尔有些枯黄的连片草地闪过视野,算是调剂。

简单在文科班,极少见到。β也走了。余淮每天紧张兮兮地备战,我独自一人面对一次又一次月考的打击,练就了厚脸皮,却没练就一颗死心。

每次还是很难过。

连绵不断的乌云,是北方冬天的标志。并不常常下雪,但也总是不放睛。

看得人心里绝望。

“爸,是不是再好的朋友,最终都会走散的啊?”

我这种偶尔文艺的小调调也就跟我爸聊聊。我妈会回复我劈头盖脸的一通骂。

“耿耿啊,”他笑了,“长大后没有固定的教室了,你可能都没有时间和机会慢慢去了解一个朋友了,遇见之后很快就分离,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大人们都这样。”

我突然意识到这问题不适合问他。

他的爱情都离散了,我居然还问他友情。

“爸,你和我妈会不会觉得我特别让你们失望啊,”我看着窗外,“我的成绩怎么都提不上来了,要是髙考还这样,是上不了什么好学校的。”

“你这么听话,爸妈怎么可能觉得失望。”我爸不大擅长说漂亮话,他安慰人总是干巴巴的,但一句是一句都很可信。

“但我还是考不好。”我苦笑。

我爸半天没说话。

“刚才你上车之前,我就在跟你妈妈打电话。爸爸妈妈会想办法的,你安心学习吧。”

我点点头。

让我最后-次享受做小孩的福利吧,大人说什么,我只要听着就好,假装他们还是我小时候认为的那两个超级英雄,无所不能,什么都不必怀疑。

物理联赛考试来临了

他去考试前的那天晚自习,我又在他左臂上打了一针“舒缓安眠药,, 并在“针眼”上又画了个大对号。

这是第三个对号,它已经成了我们之间的惯例,一个幸运的秘密。

“老规矩,”我笑着说,“今天晚上别洗澡哈。”

他臭屁地—扬头:“给你个面子而已。小爷哪儿用得着这种封建迷信。”

髙三令人压抑又悲伤。我拍拍他说:“余淮,加油。”

我的成绩越来越下滑,在大家都开始加倍努力的一轮复习期间,这种下滑愈加明显。那些高一学过的科目,于我却像是陌生人。我像一只在田野中掰玉米的熊瞎子,掰一棒子,扔一棒子。

我是最近才开始认真思考我的出路的。我坐在他身边三年,现在眼睁睁地看着离别近在眼前,却无能为力。

当简单、β都在的时候,快乐的每一天里我没有好好看过一眼自己的生活。学海无涯,他们八仙过海各凭本事,我却只能站在岸边,看着每个人的小帆船越行越远,消失了踪影。

我和余淮一人一只耳机,一起静静地听着Beyond乐队的《活着便精彩》。余淮闭着眼睛趴在桌上,留给我一个孩子气的侧脸。

余淮是会飞的。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

可我只能站在地上。

余淮考试的那天又是一个周六。我照例定好了闹钟,被吵醒后发短信给他加油。

但我没像往常一样发完短信之后继续睡过去,而是爬起来,在熹微的晨光中穿好衣服,洗漱,背上书包,去上艺考生培训班。

十二月开始,各大高校的艺术生考试就要开始了。我不会唱歌,不会弹钢琴,也不会画素描,写文章也不在行,所以只能往编导或者摄像摄影这方面努力。

这是我爸妈给我安排的出路。

我爸说,反正为了加分,先考着试试,之后在看高考成绩,我们也不一定非要学这些,你不喜欢就不学。

可我还是去上培训班。

拿着下发的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历年考试题和参考答案,囫囵吞枣,努力地背下去。

我的动力倒也简单。

那些学校,很多都在北京。

余淮星期一的时候没有上学。我给他发了好几条短信,他也不回复,急得我赶紧打过去。

他的声音像是鼻塞了。

“你在睡觉?”

“嗯。”

“你生病了?怎么没上学?”

“病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余淮,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余淮那边好长时间都没任何动静。

过了一会儿,我才听到他很轻很慢地说:“耿耿,看我这三年,算是白费了。”

连朱瑶都很识趣地没有问余淮竞赛的事情。

林杨来找过余淮几次,两个人不知道在外面聊什么,常常大半堂课也不回来。高三上学期,学校里的所有人都在为各自的前程想着办法,小语种保送、高校自主招生、竞赛保送、艺考、少数民族加分……张平就这种浮躁的气氛讲过几次话,但没人听他的。

余淮的翘课在兵荒马乱中显得那么不重要。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安慰他。安慰此时变得如此轻飘飘,我没办法说出哪怕一句“没关系”。

我只能悲伤地坐在他身旁。

我没办法安慰他,也是因为他从不提及自己的难过——“不开心”这三个字被他狠狠地压在了心底,从来没有浮上水面的机会。他依旧和徐延亮每天中午去打球,依然和大家正常地开着玩笑,只是说话的时候从不看我的眼睛,像是怕被我一眼看穿他的不开心。

我不知道他在别扭什么。

“大不了还能继续高考”“人有失足马有失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行了不提糟心事儿打球去打球去”……这些话,他在跟其他同学说话的时候,都自己说干净了,没有给我留下一点儿表现的余地。

多么乐观的余淮。

在所以竞赛生都紧张地投入保送志愿填报和保送资格考试中的时候。广播里常常传来让某班的某某将某某大学的保送申请表交到教务处的通知声。

每每这时,我都能感觉到身边的这个男孩全身忽然僵硬一下。

可在别人眼中,他在这段时间里变得更加乐观、更加阳光,像一只有阳面没阴面的人。

大家都说,余淮真爷们儿,一点儿都没受影响。

放学的时候,他哼着歌收拾书包,我沉默地看了他两眼。

余淮忽然毫无预兆地沉下脸,说:“耿耿,你是不是特希望看到我哭得像孙子似的?我是不是让你失望了?”

他没有给我反应的时候,拎起书包转身就走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着十点钟的末班公交车回家,头靠在起了窗花的窗子上,靠得太久,帽子冻在冰霜上,差点儿扯不下来。

不开灯的公交车里,霓虹灯和车灯都被窗花扭曲了,光怪陆离地折射在车顶上,像是它不打算带我回家,而是要带我逃跑。

我不再是递给司机五十块钱让他可劲儿往远了开的高一小姑娘了。

第二天上午,我在家里整理行李,准备乘傍晚的飞机和我爸妈一起去北京。

我已经不记得我们一家三口有多久没有待在一起了。

我在北京有四所学校的考试,所以向张平请了两个星期的假,看样子,我的生日也要在北京度过了。